书后题跋

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

异哉！韩子之议荐享，以为斋郎之事，而学生不得兼也。夫离道德与事物而二之者，末学之失也。古之教者、学者，精粗本末，未尝不相贯，虽洒扫应对，皆以顺性命之理，而况荐享以交于神明乎？稽之《尚书》《周官》《礼记》，割牲制祭，天子实躬亲之，其得与于荐享者，非显诸侯，则达官之长与贰，乃以为贱者之役，而学生不得为。呜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动作礼义威仪之节，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与能文通字书比重。用事于宗庙社稷之地，至于“思虑之不固，容貌之不庄”，则其人颓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见谓“通经”而冀其“有赞于教化”，是何本末名实之交眩与？曰：虑其不习也。呜呼！使学者舍其所当习，而攻其所不必习，末世之政，祸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战陈之不习，而以付于悍卒武夫，理财决狱之不习，而以委之胥吏，皆斋郎荐享之类也。奸与乱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实由于此，而韩子犹未之悟与？

夫古者学有大小，而道不分于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于贵贱。故于学无遗理，于人无抑材。自魏、晋以还，尚浮言，别流品，而隋、唐益厉之以科举，于是乎学者舍其所当习，而骛于无实之文词。习于此者，斯以为贤；得于此者，斯以为贵。而先王之道郁不行者，越数百年。夫所贵乎豪杰之士者，谓能识道之归，而不溺于所习也。以韩子之智，而犹蔽于此，况以中材处晻世，而能无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导民者，诚畏其习也。

又书学生代斋郎议后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语云‘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何谓也？”曰：“此为孟敬子言之也。古之为教也，童而习礼，少长则执事于宾祭，至于四十而仕，五十为大夫，礼乐之器，岂尚有操之而不习者乎？悼公之丧，季孙尚以丧食为疑，而捷公为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顾，则其无忠信之心，而容貌颜色无一不远于礼可知矣。乃沾沾焉详于末数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为敬子言之也。若学生，则宜习焉以备他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尝以对卫君矣。自孔子言之，则所以为东周者，即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则直有司之事耳。动作礼义威仪之节，君子所以定命也。鲁侯不违礼，而女叔以为亡征，则言固各有所当也夫！”

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

碑记墓志之有铭，犹史有赞论，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终始事迹以为赞论者，则于本文为复矣。此意惟韩子识之，故其铭辞未有义具于碑志者。或体制所宜，事有覆举，则必以补本文之间缺。如此篇兵谋战功详于序，而既平后情事，则以铭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盖隐括序文，然序述比数世乱，而铭原乱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铭兼民困；序载战降之数，铭具出兵之数；序标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铭备时曲、陵云、邵陵、郾城、新城比胜之迹。至于师道之刺，元衡之伤，兵顿于久屯，相度之后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欧阳公号为入韩子之奥窔，而以此类裁之，颇有不尽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气象则过隘。夫秦、周以前，学者未尝言文，而文之义法无一之不备焉。唐、宋以后，步趋绳尺，犹不能无过差。东乡艾氏乃谓文之法，至宋而始备。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邪？

书祭裴太常文后

韩公自言所学，先在辨古书之正伪。周、秦诸子如《管》《庄》《荀》《韩》，可谓显著者矣，而案之皆有伪乱。余尝欲削其不类者，以无溷后人，而未暇也。韩公之文，一语出，则真气动人。其辞镕冶于周人之书，而秦汉间取者，仅十一焉。今集中乃载《祭薛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浅直，多俗韵，在唐杂家中，尚不为好，而谓公为之与？二篇乃同官联祭之文，意者他人所为，公名载焉。公文重于时，故二家子姓矜为公作，而编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试文明白曲畅，无甚可愧者，犹自谓近于俳优者之辞，则二篇决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学者犹安于习见，而莫知别择，况圣人之经，其微辞隐义，辨在毫芒，蔽晦于前儒承授之说，而不察不著者与？此未可为不知者道也。

书柳文后

子厚自述为文，皆取原于《六经》，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审也！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盖其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而于诸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馀习也。其雄厉凄清𬪩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辞虽工，尚有町㧑，非其至也。惟读《鲁论》、辨诸子、记柳州近治山水诸篇，纵心独往，一无所依藉，乃信可肩随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见耳。

退之称子厚文必传无疑，乃以其久斥之后为断。然则诸篇，盖其晚作与？子厚之斥也年长矣，乃能变旧体以进于古。假而其始学时，即知取道之原，而终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书柳子厚辨亢桑子后

《亢桑子》之伪，柳子厚辨之。晁氏谓唐天宝中，诏求其书不得，而襄阳王士元乃假托焉。士元年世先后于柳，虽不可知，然果诏求不得，而伪者晚出，则辨宜及之。且是书剽剟《戴记》、诸子语甚众，而子厚第云“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为唐以后人语明甚。不据是斥之，而独以刘向、班固无其录为疑。然则今所传者，又可谓即子厚之所斥邪？

书李习之平赋书后

吾少读《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后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盖万物之理难尽也，人事之变无穷也，一间未达，则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圣，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难耳。故后王代兴，其政法之大者，必暗与《周官》之意合十有二三，然后上下安，历年永。既其后侵寻变易，举其合者而尽亡焉，而国非其国矣。此无他，是乃天理之尽，王道之极，而舍是则无以纪纲乎民物也。

唐李翱作《平赋书》，后儒多称焉。其为说亦捃摭《春秋传》《周官注疏》以为端绪，而其归宿则大谬于圣人。谓：“一亩之收，无水旱以一石为下则；而百里之赋，粟至三十四万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万五千匹有奇。”虽吴、越上腴，横征暴敛，亦岂能岁得此于民哉？

《周官》辨五地，规井牧，既斥其馀以为薮牧园圃，则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犹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后土力均、人功称而赋法平。今以亩一石为下，则沙碛斥卤之区，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隐深难见，而翱乃懵然自以为得，曰：“是复古而为十一之征。”犹幸其人微，其言轻，自唐以后，无取而施用者，而瞀儒耳食，犹嚾嚾焉以为经世之良图，岂不甚蔽矣哉！

书李习之卢坦传后

文士不得私为达官立传。李习之与退之游，此义宜夙讲，而集有《东川节度使卢坦传》，事迹平叙，无杼轴经纬，后无论赞。岂习之尝欲笔削国史，故于所闻见，偶录以备取材，其后史卒未成，而编者误以入集邪？五观周、秦间诸子，其传显著者，尚多为后人伪乱。太史公作《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中间多骈旁枝：如《秦纪》后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单传》别载君王后、王蠋语。盖当日摭拾群言以备采择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缀焉。故退之自言所学，首在辨古书之正伪。然则文之义法，不独作者宜知之也。

书邵子观物篇后

余读邵子《观物篇》，不能究知其义，问诸朋侪，则曰：“子好之，则能知之。是书之秘，可心喻而不可言传也。”夫圣言之精者，具《易》与《春秋》，学者虽不能极其隐深，而大体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传乎？邵子自谓：“因《春秋》以通《易》。”今观其书，以秦穆首四伯，谓其有功于周，伐郑而败，悔过自誓，几于王道；以晋文侯迁平王于洛，而进其裔孙于齐桓。其于春秋所书事迹显著者如此，则夫天造物化之氤氲于无形者，其尽可诘邪？

余于是书，固未能窥其樊，然世之自谓知者，其果能好之邪？抑韩子所云“惟怪之欲闻”，而利其不可稽寻者邪？

书朱注楚辞后

朱子定《楚辞》，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以为类无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极诋《反骚》，则于其词指若未详也。吊屈子之文，无若《反骚》之工者；其隐病幽愤，微独东方、刘、王不及也，视贾、严犹若过焉。今人遘疾罹祸殃，其泛交相慰劳，必曰：“此无妄之灾也。”戚属至，则将咎其平时起居之无节，作事之失中，所谓“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之虽正而不悲，则知雄之言虽反而实痛也。然雄之末路晙张苟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积而成，文虽工，其所以为文之意则悖矣。岂朱子恶其为文之意，于词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详与？

书陈氏集说补正后

余少治《戴记》，见《陈氏集说》于《记》之本指，时有未达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昆山徐司寇所刻《集说补正》，而惑之解者过半。念此必吴中老儒勤一世以为之，恨子孙不能守而流传势家，又怪司寇听其假托而不辨也。既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见。盖胸中所知见，不能自己，而欲传之其人，岂以争名于没世邪？厥后见嘉定张朴村叩之，曰：“此吾乡陆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于诸经多开阐，兹其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虽不知其谁何，而无有假托者。吕不韦、刘安名以书传，然众知其非不韦、安作也。若陆氏此书，非朴村为征，则他人据而有之矣。以是知无实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败之也。

无锡顾隆吉尝以其乡先进华氏宗旦《仪礼丧服或问》示余，明白纯正，可与陆氏此书比并。华氏于《三礼》皆有述，而学者一无闻焉。然则司寇听其假托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书归震川文集后

昔吾友王层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孔子于《艮》五爻辞，释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此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驳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书孙文正传后

当明之将亡，其事最傎者，莫若杀袁崇焕与置公闲地。然间谍之言，当其时，迹犹难辨也。庄烈湣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难中，复已失之畿甸，定将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忧国忘身，帝所亲见也。及关门靖，宁前收，屯营立军，民始有固志，而内蔽于姧佥，缓饷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则政权不一，分操割裂，以乱公之成谋。至大凌覆败，按其末，则失律丧师者，丘禾嘉也；循其本，则败谋速祸，乃撤班军，改成命，主议之廷臣。不明征罪之有无，乃以无识者追咎筑城，而听公引退，废弃八年，不咨一语，卒使巷战力屈，阖门就死。此天下所叹息痛恨，不能为帝解者。

盖方是时周延儒、温体仁已深结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贤馀党也，自忠贤时，已诬公欲兴晋阳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罢，以至于死，实与二人之秉国相始终。延儒之独对，体仁之密揭，所以构公于冥昧之中者，岂可测哉？观公始至，召对平台，帝亲以京城相属，越日而出公于通。则群邪之侧目于公而携公于帝者，其术盖多变矣。公既死，帝嗟悼，命优恤。当国者犹忌其义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时惧公功成而位居己上者乎？而为所蔽壅者，乃忧勤恭俭明察之君。呜呼！此《立政》所以畏憸人也。

书卢象晋传后

宜兴卢豪然备录家传，乞言于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赘言矣。”及观其祖象晋请效死边外，而当轴者始欲致罚，卒摈绝之。窃叹鄙夫之阶祸多端，而冒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勋庸出己之上，必不能容；即未达之士少见锋颖，即防其异日之难驯而豫遏焉。不惟国之安危、民之死生、万世之诟厉，绝不以概于心，即情见势屈而身罹祸殃，亦有所不暇计也。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沮高阳者，惟知高阳不退，己不能为之下，而不思高阳既退，边关社稷之事己不能支。挤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绝身亡，然后私议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势己莫能驭。当是时，边事孔急，凡求自试于师中者，无不立应，而独于象晋难之，徒以忠烈之故耳。

呜呼！方庄烈湣帝嗣位之初，首诛逆奄，非不欲广求忠良破姧憸之结习，而所委心者，则周延儒、温体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诛，体仁罢，国势己不可为矣，而继起者复祖其故智，嫉贤庇党，以覆邦家。鄙夫之辙迹，自古皆然，无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聪明刚毅之君，独蔽惑于冒嫉之臣，身死国亡而不寤，岂非天哉！嗟呼！不平其心者，师尹也，而家父“以究王丱”，传者推之曰：“辟则为天下僇。”有国者可不慎乎！

书杨维斗先生传后

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时四明万季野为横云山人草创《明史》，凡魏忠贤馀党龁东林、复社诸君子者，虽有小善，必摘发其心术，使不能掩大恶。一时驰逐声气之士杂然曰：“东林始于高、顾，忠宪无遗议矣。泾阳退居乡里，而遥执朝柄，进退海内士大夫，岂君子所为？复社始于张、杨，海内朋从者万馀人。杨以乡贡士里居，而逐顾秉谦于吴门，屏吕纯如、钱裔肃，使士大夫不得与之齿。自古处士横议，其气焰未有至于斯极者。”时吴门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议，为之气噎，而吾友北平王层绳恶邹南皋主议杀熊廷弼，亦谓“迂儒岂知天下大计”，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质人、慈溪姜西溟，各有论辨，以质于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故小人不约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挤之，以为是乃心非巷议夸主以为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于非罪，而无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议，不独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进之小人亦嫉之。盖自度异日所为，必不能当夫人之意也。不惟当时之小人恶之，即后世之小人亦恶之，以为吾君一旦而有鉴于前言，则吾侪之术不可以复骋也。”三君子颇诵吾言，由是倡为是说者多病之。

嗟乎！顾、杨二先生之事，诚少过于中，然当是时，宗社之灭亡无日矣，人主孤立无辅于上，小民困死无告于下，而群奸盘结于中，故不得已而呼号愤发，置其身于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即古忠臣孝子枕干之义也。如谓诸君子以清议贾怨于小人，则宋之程、朱，未闻遥执朝柄与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则孔子之温良恭俭，言不过物，而当其时，已不免伐檀（季高按：“伐檀”据《史记•孔子世家》作“伐树”。）削迹之怒矣。凡群小所指为诽谤以陷忠良者，乃黄帝之明堂，唐尧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汤之总街，周武之灵台，所侧席以求之，虚中以听之，舍己以从之者也。汉、唐、宋、明舍二三谊主而外，乱政凉德，姧人败类，无世无之。惟祸延于清议，诛及于清流，则其亡也忽焉。盖必如是，然后忠良凋尽，百度皆昏，而国无与立也。秀水朱竹曾于吴江吴扶九所，得《复社姓名录》，以其后事征之，死于布褐而无闻焉者十之三，当官不苟、学行显于四方者十之六，自毁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时，阮大铖上言：“孔子之门人三千，而杨氏聚徒有万，不反何待？”御史王实鼎继上《复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气类相感召，未有若复社之盛，小人诬善之辞，亦未有若魏党之可骇诧者，而易代以后，犹有谓先生为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盖几乎息矣。

康熙己未，睢州汤文正自监司复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刘理顺等从庄烈湣帝死社稷者。请元年、二年以前抗拒本朝、临危致命诸臣，据事直书，无庸瞻顾。”圣祖仁皇帝嘉与，颁之史馆，以为成命。由是明季诸贤义烈皆得显见。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孙绳武以《本传》辞事太略，请余别为文以识之。余曰：“无以为也。万氏所定史稿，以先生与徐公汧合传，谓并死于水。今钦定之史已正其误矣。‘临刑不屈，首已坠而声从项出’，既大书特书，则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谦屏吕、钱之义，与泾阳之显明臧否，至今为淫辞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当以余为知言，而畅然于鄙夫贸儒五藏之症结，可一朝而荡涤也。

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

国之将兴，其时非无奸憸阴贼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贤者持其枢柄，则务自矫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国之将亡，奸憸阴贼之臣，必巧遘机会以当主心，而贤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败之。若是者，岂人之所能为哉。

泾阳王佥事征，当明崇祯朝，以边才由司理擢按察司佥事，监登莱军。未阅月军变，落职归田里。甲申三月，闻庄烈湣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时即慕诸葛武侯，演《八阵图》，仿木牛流马，制械器，皆可试用。其家居见流贼猖獗，倡筑鲁桥城以保泾原，乡人赖之。曩令监军登、莱，得期月之暇，抚循士大夫，则凶弁无从煽乱，而公之才实可显见矣。乃方起遽踣，持国论者，不信罪之有无而轻弃之，此可为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犹未著也，孙高阳久镇边关，功在社稷，而废弃八年，卒使城破巷战，阖门就死。其所遇乃忧勤恭俭之君，亲见其困于逆阉，又赖其力以收畿疆，纾国难，而终夺于奸憸，岂非天哉！

少师为诸生时，即徒步历诸边，以天下为己任。盖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属而弛其忧；其终也，不以事任之不属而让其死。是则诸君子所自为正，而不听命于天者夫！

书潘允慎家传后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将暮，检架上散帙，见济宁诸生《潘允慎家传》，载其冲击流寇，脱祖母死地，奋身蹈火，出兄于燔薪。匝屋长吁，夜参半不能寐。盖惟明之亡，事与古异，君非有凉德也，朝非有暴政也，众非有离心也，无食无兵，池湮城圮，枭张之贼势如猛火，而守令学官奋死守御，杀身残家而不悔者，无地无之。荐绅士民庙哭巷战，户号人厉，并命于锋镝者，无地无之。其如允慎之保身与亲，泰然而无患者，千百中无十一也。

盖至庄烈湣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尽于逆阉之斫丧矣。其未罹门户之祸，如孙高阳、卢义兴、孙雁门诸公，复危死于奸憸之挤陷。故自周延儒、温体仁得君以后，凡内服大僚、外秉节钺、久安而无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倾危，生民之祸乱，漠然不以关其虑，而朋谋私计，谄附权要，惟恐失意于几微。武夫则无小无大，皆痛心于文臣之节制，言路之纷纠，转以养贼胁上为自安之计。是以人主孤立于上，蒸黎糜沸于下，土崩鱼烂，一溃而不可收。岂非天命遐终，故多生亡国之材使恣于民上，而刚正忧勤恭俭之君。亦阴夺其鉴，使嗜姧人之疾味，以至于败国殒身而不寤与？呜呼，此又自古亡国辙迹之一变也。

书熊氏家传后

《周官》之法，国有大事，诸子“帅国子而致于太子”以守王宫。掌固颁守政于士庶子以帅众庶。盖惟士明于义理，能为众庶之倡，虽至危死而志不可夺也。明之末造，流贼横发于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诸生捍卫乡里、而破家亡身、残其支体者，荒陬小邑必有数人焉。盖不经乱亡变故，不知古圣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兹尤其显见者矣。

余游四方，所至长老各有述，而语在搢绅间者，惟睢州汤潜庵先生之母〈（流贼破睢州。骂贼。贼怒，支解之。）〉闽中郑侍郎重之父〈（父字华振，闻变，自山庄挈其妻入城守御。城破，登楼举火，并自焚死。）〉。然郑父之义，不若汤母之远闻。因是叹死者之义声，又以子孙为显晦。然于视死如归之义，则固无加损也。

自张献忠出没楚、蜀，江西寇乱，至国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争窜山泽。熊孔敷者，新昌诸生也。城将陷，独不肯避。其子迎龙使家人以母出而独身侍父。俄而贼至，孔敷端坐不起，贼怒，手刃之。迎龙以身蔽，左额受刃，目睛缀眶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丰梁质人作《传》，以传其事。其曾孙晖吉于余为道义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见于余文。乃告之曰：“吾闻善人必有后，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义心孝德有以开之也。然书传所记，祖若父之令名，每赖后之人而章彻。子果能比迹于汤公，则奕世以下，犹将溯源于高曾而有所兴起焉！又何藉于余言？”既以语之，因为书于《传》后。

书曹太学传后

歙县曹晋袁持其祖《太学君家传》索余文。其《传》，亡友王层绳所作也。太学君以义侠著于乡，而尤为荐绅所传述者，则其邑给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黄龙光忤逆奄魏忠贤被逮，君厚赂缇骑，邀至家留一日，为经纪家事。方逆奄之炽也，在位诸贤既以身殉国，而一时士君子及闾阎之义民，号呼感愤，与诸贤相攀援而不避其祸者，大不异于东汉之末也。当是时，上之政刑虽傎，而下之礼俗可不谓盛矣哉！

盖一代之风教，常视乎开国之君。汉光武不敢以仕屈严光，而明祖之归蔡子英于扩廓也，纵敌国之谋臣而不忍伤其义。即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气，而使之不苟于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则有本焉。光武微时，尝从师受经，而明祖所致诸儒，实承朱子之学，所以启沃其心，而使知风教之为重也素矣。是以经师之传，莫盛于东汉；而朱子之传注专行于明。其渐摩既深，故及其衰也，政乱于上而义明于下，士气之奋扬，虽罝钺鼎镬之威莫之能夺也。

呜呼！所以致此者，岂易言哉！有国者之厉其士民，与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晋袁之交余，经患难而弥笃，而其父右军急兄弟之难，有古烈士风，吾见太学君之泽被于再世矣。其行谊之详，则见于层绳之文而无为更举也。

书王氏三烈女传后

《三烈女传》，金坛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时死土贼倪文炳事也。明将亡，中原、楚、蜀已尽毁于流寇。及湣皇帝殉社稷，东南盗贼蜂起，长老所传女子自投于水火及骂贼而毙于锋刃者，不可胜数。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盖自高皇帝定六宫之礼，尽革前代昭仪、充华、美人诸号，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适，著于令典，而湣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实先之。礼教之所渐摩，志气之所感动，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窃尝叹自古乱亡之衅，不过数端，或以权奸，或以女宠，或以宦寺。其造乱者，不过数人，或竟得保其首领以殁，而使天下忠臣、义士、孝子、悌弟、贞妇、烈女，无罪而并命于水火盗贼之间，且身死而名传者，千百中无十一焉，岂非造物之不能无憾者哉。虽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顺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于天者也。若晋羊皇后之富贵康宁，虽愚夫竖子皆知为不幸，则如三烈女者，虽谓之考终可也。用此言之，虽与三烈女之死同，而泯灭无闻者，亦可以无恨。而有或知之，则不忍听其无传者，吾党之义也。

书孝妇魏氏诗后

古者，妇于舅姑服期。先王称情以立文，所以责其实也。妇之爱舅姑，不若子之爱其父母，天也。苟致爱之实，妇常得子之半，不失为孝妇。古之时，女教修明，妇于舅姑，内诚则存乎其人，而无敢显为悖者。盖入室而盥馈，以明妇顺；三月而后反马，示不当于舅姑而遂逐也。终其身荣辱去留，皆视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与焉。惟大为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而独以出妻为丑，闾阎化之，由是妇行放佚而无所忌，其于舅姑以貌相承而无勃谿之声者，十室无二三焉，况责以诚孝与？妇以类己者多而自证，子以习非者众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于此。

广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疗其姑，几死。其事虽人子为之，亦为过礼，而非笃于爱者不能。以天下妇顺之不修，非绝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则魏氏之事岂可使无传与？抑吾观节孝之过中者，自汉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闻也。岂至性反不若后人之笃与？盖道教明而人皆知夫义之所止也。后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郁而锺于一二人者，往往发为绝特之行而不必轨于中道，然用以矫枉扶衰，则固不可得而议也。魏氏之舅官京师，士大夫多为诗歌以美之，余因发此义以质后之人。

书直隶新安张烈妇荆氏行实后

往年或以《烈妇荆氏行实》视余，其兄公张侍御天池所述也。义烈动家人，众视其雉经，不敢曲止。及见侍御，叩烈妇平生，则其佐夫以养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闻其声，诸嫂皆爱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号踊如不欲生。

呜呼！柔顺者，妇人之正也，而昔者圣人之系《易》也，以阳刚为女德之贤。余尝见将死而信其妇之必身殉者，曰：“妇性刚，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刚也，既而晚节末路，乃有不可道者。盖刚者，天德也。天地之气，蔼然而温和者为阳，惨然而凛栗者为阴。凡妇人之顺于舅姑，宜于家人，慈于子姓者，皆阳明之发也。故其变也，激而为义烈；其勃谿于舅姑，傲很于娣姒，残刻于仆婢者，皆阴慝之作也。故其变也，忍为邪恶而不惭。夫坤，阴之纯也，顺极而健涵焉。故其象为马，其用为“永贞”，而《象传》揭之曰“大终”。

余始入京师、见宛平张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后则长白官尔佳氏，饮药与夫同命。闻之审者，则清涧白氏，夫死，夜自经，有气起室中，白如长虹，与荆氏而四矣。妇之殉夫，辞事多同，故于白氏无纪焉。兹以与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圣人系《易》之由，故总所闻见而并论之，以明彰女教，且使为人夫者，监此以考妇德，而无所蔽焉。

书烈妇东鄂氏事略后

康熙癸巳，余自南书房移蒙养斋，修乐、律、历、算书凡十年，始知满洲礼俗：兄弟姻亲相依相恤，妇人勤女职，事舅姑，于古礼为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尽为嫡之礼，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而乳其遗孤者，曰撒克达氏，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留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尽事继姑之礼以格于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为嫠之礼，母家贵盛，欲夺其志，独身逃归，依其夫之养母以育其孤，无食无衣而誓死不还母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青岩之兄所弃妾子罗音代之妻也。盛年过礼而从夫以死者曰官尔佳氏，留侍郎从兄完颜保之妻也。余尝谓本朝勃兴，众皆以为武威无敌于天下。自君子观之，则王业之本，受命之符，盖于是乎在矣。

乾隆九年，余卧病北山。故人子吴殷南至自吴门，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之妻东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伦君与余共事蒙养斋，尝属余择师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风节著中朝，膏泽溥吴郡，余义不得辞。惟是妇殉其夫，事迹多同。隆德之妻所异于官尔佳氏者，惟俟间自经，彼则饮药而众不能遏耳。欲独为传，非衍以肤语，不能成章。窃念人纪者，政教之本也；闺门者，人纪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淳德异烈可传者已得数人，则不接于余之耳目者可知矣。遭变而著名者如此，则安常履顺、笃厚于人纪、周浃于礼意者可知矣。隆德系近天潢，故东鄂氏得荷国恩旌表。其馀皆故家卿族，能致高贤名辈之表志，以发扬于远迩，则穷巷荜门、艰贞苦恨而湮灭于无闻者，更不知其几矣。故凡数所知见而备论之，以昭国家风教之盛。俾达于史官，得据为《列女传》之总序焉。

书高密单生追述考妣遗事后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丧，病不能兴。单生作哲缄致其所述考妣遗事，起视之，气结不能终篇。念幼随先君子播迁隐闵，先兄毖余曰：“此二亲之穷于命也，而于我与若之身心，则大有造焉。在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变，而孔、孟亦少孤。盖惟遭变，然后可以见其极。故使圣人身之，以为万世之标准焉。”

当吾之世，志行越众者三人：睢州汤潜庵之母，为流贼所膊；关西李中孚之父，糜烂于战场；博野颜习斋，父流亡，母改适，匍匐万里，始得父墓，见异母之妹，招魂而归。盖功利嗜欲薰铄流毒于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药恶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艰苦杰特之行。生之考妣，羁穷不异于吾亲，而皆早世，则视余更酷矣。生无兄弟，自今以往，即速致要津，赢资聚，以为妻子之光荣，可矣；欲鸡豚之逮亲，可再得乎？惟德惟义，是谓显扬。然则生之所以自处，于兹可早定矣。君子之为学也，深其功，识犹患浅；抗其志，行犹患卑。必能志七圣人之道，然后可继三君子之行。毋若余之负所命于兄，而混混以没世也。

题黄玉圃梦归图

癸亥秋，玉圃过潭上，出此图索题，别后不忍更展，故底滞。逾年，以书来速。嗟乎！臣之事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古称倍亲而仕。盖既承国事，则此身非亲所独有，故有《四牡》之诗，有奉使闻丧之礼，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闵之徒，必不可强以仕也。

玉圃家京师，仕不离亲。其复起也，观察河南，故思归之切，形于梦，志以图。若余则弱冠饥驱几二十年，难后蒙恩供奉内廷，每岁首夏，辞老母出塞，迫冬始归。玉圃之梦，乃余旬月中数见，而不可以数计者也，尚忍题斯图哉？玉圃终其身常依二亲，适守官在外而不得视太夫人含殓。余则竟世栖栖，依亲日甚少，而老母之终，会当反役，盖所遭各有幸不幸焉。然余惟塞上之行，为承公事；回思少壮，徒以奔走衣食，孤行远游，为父母忧，岁时伏腊，春秋佳日，奉觞御食而亲色笑者，盖无几焉，抚心更何以自解邪？故书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后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斋黄公手札

公与宝应乔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祯十五年，自戍所复召入都，晨夕往复语也。长言者二，时则引疾南还，越中诸贤筑学舍，留公讲问，而侍御适为巡按，一答其始至通问之书，一将以使事反使而特致之。

考公之事庄烈湣帝，陈言对命，无一不与帝心相违。二三执政祖魏忠贤故知，力排异己。公三进三逐，廷杖八十，移狱镇抚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脱囚籍，则于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长，凡有见闻，无不与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于嵁岩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烦苛，军事之失图，柄臣之误主，身在局外，犹责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盖君子所性根于心，而不能自已者如此。

呜呼！庄烈湣帝嗣位于国势倾危之日，一时忠良虽触忤憎恶，偶有感发，未尝不幡然易虑而亲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台刘公，志在竭忠，而穷于效忠之无路；如孙文正，如卢忠烈，志在奋死，而扼于投死之非时。皆由冒嫉之臣，相继而居腹心之地，其术百变，能使东西易面，人主自为转移而不觉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与之朝夕深言于帷幄，虽当平世，犹不能无生乱阶，况屯难已成之后乎？圣人系《易》，谓难之解，验在小人之退，而于五发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