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别建曾子祠记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师，道济宁，诸暨杨三炯以兖郡丞督漕驻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盖曾子故居也。听事处，即正庙。前吏者迁主于西城楼而宅之，又于隙地治燕私之斋。余将就其址，构数楹，迎主归，定祀。且延师召诸生讲诵于此，俾众著于先贤之遗迹，而不敢废焉。舍故庙而别祠，恐后之人狃于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书来请记，曰：“工讫矣。”余尝谓道一而已，而圣贤代兴。其操行之要，与所示学者入德之方，则必有为前圣所未发者。《诗》《书》《易》《礼》深微奥博，非积学者不能遍观而骤入也。至孔子，则所言皆平近显易，夫人可知，而六经之旨备焉。至曾子传《大学》，揭慎独之义，俾学者随事触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开孟子所谓几希之端绪，乃前之圣人所未发也。其自称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慎独之见于操行之实者耳。

夫见庙而思敬，过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况入先贤之宫，而有漠然无所兴起者乎？诸生诚切究夫省身慎独之义，则知功利之溺心，词章之蠹学，而慨然有志于远且大者。而后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则务广而无穷。而先贤祀享、诸生讲诵之地尽取而不留一区，其必有不得于心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后学方苞记。

弦歌台记（代）

陈州城外西南隅，相传孔子绝粮处，旧有祠曰磘台，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弦歌。祠屡修屡废，客以告余。因遣人鸠工饬材，营葺俾复其旧。经始于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讫于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备述其川原林麓之胜，因董役者以请记于余。余思之经旬，而未得所以为言之义焉。将陈夫子之德与道与？则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绘画。且语之至者已备于前贤矣。将谓兹台为邑人所瞻仰与？则今天下郡州县学皆有夫子庙堂，过者不戒而肃恭，亦不系乎兹台之存毁。至于川原林麓之观又不足道也。

是役也，特以至圣遗迹所留，有以告者，则不得任其终圮。故第书所缘起，以及毕工之月日云。

重建阳明祠堂记

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征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鄙儒肤学，或剿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故余于平生共学之友，穷在下者则要以默识躬行；达而有特操者则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标讲学宗指。

金陵西华门外旧有阳明书院，不知废自何年。讲堂学舍，周垣尽毁。其馀屋圃者居之，缭以厕匽。欲声其罪，则其人已亡；欲复其旧，则费无所出。乾隆十一年，贵州布政使安州陈公调移安徽，过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议兴复。逾岁五月告成，属记之。盖公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勖者。其尊人鸣九先生承忠节、征君之学，为教于乡国。故公于兹祠，成之如此其速也。

嗟乎！贸儒耳食，亦知阳明氏揭良知以为教之本指乎？有明开国以来，淳朴之士风至天顺之初而一变。盖由三杨忠衰于爵禄，以致天子之操柄，阁部之事权，阴为王振、汪直辈所夺。而王文、万安首附中官，窃据政府，忠良斥，廷杖开。士大夫之务进取者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而轻自陷于不仁不义。阳明氏目击而心伤，以为人苟失其本心，则聪明入于机变，学问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远于禽兽。至天启中，魏党肆毒，欲尽善人之类。太常、征君目击而心伤，且身急杨、左之难，故于阳明之说直指人心者重有感发，而欲与学者共明之。然则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阳明之节义勋猷、忠节、征君、文正之志事为何如，而己之日有孜孜者为何事。则有内愧而寝食无以自安者矣！又思阳明之门如龙溪、心斋，有过言畸行，而未闻其变诈以趋权势也。再传以后，或流于禅寂，而未闻其贪鄙以毁廉隅也。若口诵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与穿窬为类者。阳明氏之徒且羞与为伍。是则陈公重建兹祠之本志也夫！

郡志载前辈焦弱侯《重修书院记》，略云：“创建者，海门周公，时摄京兆。厥后与参黄公嗣事，乃成之。”今兹重建，费大于作始。公惟不诘屋与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赎之，价从其柢。鸠工庀材，并出禄赐。邑侯海宁许君助之，属役于绅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经始于乾隆十一年季冬，讫工于十二年仲夏。方苞记。

鹿忠节公祠堂记

定兴鹿忠节公致命于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为祠。曾孙某葺之，列树增舍，俾子孙暨乡人志公之学者得就而讲习焉。

余尝谓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昔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盖匪是则无以自治其身心，而迁夺于外物。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涂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方其志节事功赫然震动乎宇宙，一时急名誉者多依托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师承。迨其身既殁，世既远，则依托以为名者无所取之矣。凡读其书，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乃病俗学之陋，而诚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类于恒人。吾闻忠节公之少也，即以圣贤为必可企，而所从入则自阳明氏。观其佐孙高阳及急杨、左诸公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也。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

公之生平耿著于天壤，盖无俟于余言。故独着其所以为学之指意，使学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则公之志也夫！

修复双峰书院记

容城孙征君，明季尝避难于易州之西山。学者就其故宅，为双峰书院。其后征君迁河南，生徒散去，为土人侵据。其曾孙用桢讼之累年始克修复，而请余记之。

余观明至熹宗时，国将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气之盛昌，则自东汉以来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贤之炽也，杨、左诸贤首罹其锋。前者糜烂，而后者踵至焉。杨、左之难，先生与其友出万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乱山谷间，生徒朋游弃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呜呼！诸君子之所为虽不能无过于中，而当是时，礼义之结于人心者可不谓深且固与？其上之教，下之学，所以蕴蒸而致此者，岂一朝一夕之故与！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尝叹五季缙绅之士，视亡国易君若邻之丧其鸡犬，漠然无动于中。及观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后知无怪其然也。彼于将相大臣，所以毁其廉耻者，或甚于臧获。则贤者不出于其间，而苟妄之徒回面污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待士也忠。其养之也厚，其礼之也重，其任之也专。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学者，虽以峻法加焉，而不害于士气之伸也。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由是观之，教化之张弛，其于人国轻重何如也？

余因论先生之遗事，而并及于有明一代之风教，使学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论其世，而慨然于士之所当自厉者。至其山川之形势、堂舍之规、兴作之程，则概略而不道云。

将园记

由正街之西有废墟焉，先君子尝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园也。汝曾大父自桐迁金陵，实始居此。其后定居土街，宅出质，园无主。长廊曲槛，轩亭花石遂尽于居民之毁窃，而荒秽至此。”

先君子好为山泽之游。既老不能数出，居常郁郁，乃谋复是宅。宅已六易主，久之议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园之旧址，缭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浣者。然后出池之淤以实下地，而清流汇焉。堰之使方，圃其四周。池东有独树，荫三丈馀，甃其下，可列坐。风谡谡，虽盛夏不留蚊蝇。先君子日召故人欢饮其间。将俟其成而名之曰将园，取诗人“将父”“将母”之义也。越三岁而先君子殁，始克于池之东北隅构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读书其南。又数年，复于池东南隅为堂，敞其中，棂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临于池。庑堂之东，上属于四室，编篱穿径，列植竹树。每饭后，扶老母循庑至南堂，观仆婢莳花灌畦。或立池上，视月之始生，清光莹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于庚寅之春，其西翼尚未毕工。

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牵连被逮。又二年出狱，蒙圣恩召入内廷编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辄语内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条密蒙，桐阴如盖矣。”余出狱之次年，宅仍他属。又三年，园亦出质。乃记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凭依，而余之心力尝竭焉，毋淹久于他姓也！

泉井乡祭田记

兄百川暨弟椒涂卜葬于泉井之西原，墓侧有田主八亩，买为祭田。壬辰使冯氏甥荣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筑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记之曰：

余同产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适鲍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适冯氏者，妹适鲍氏、谢氏者，并余兄弟，吴孺人出也。自余毁齿及成童，先君子尤穷空。冬无绵，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时鲍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于芜湖，两妹尚幼，同之者实两姊及弟椒涂。而先君子课余及弟诵读甚严。冯氏姊独勤力定省，供子职，烹爨、缝纫、洒扫，执仆婢之役，门以内皆赖焉。余家贫，而冯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绥万始入赘。其后余游四方，绥万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殁，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时，余兄弟三人更疾不瘳，凡四三年，鸡初鸣，余每寤，望见灯光荧然，则姊已起治药物矣。

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备饔飧，而弟卒。又九年己卯举于乡，归自京师，逾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礼部试，归逾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数日余往视，荣及两女甥皆在旁，姊顾之惨然。余曰：“吾生而存，若辈无饥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牵连被逮。将至京，守隶防夫伺甚严。或曰：“入则不可以生矣。”余惧与姊言之终弃也，乃于逆旅夜灯作书寄兄子道希，使以兹田归冯氏。会逢天子仁圣，不遽用吏议，而不肖之躯延于狱中者又逾年。闻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异姓主之，可乎？”余亦惑焉。虽然，是举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与之。且人事无常，使子孙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冯氏子孙食其入，执其契，虽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兹田之所以久存也与？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亩易而归之，义无不可。遂书之，俾刻石于墓左，时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后六日，在狱思愆斋。

赫氏祭田记

古者治教礼俗莫重于宗法，《周官》：“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为天子系属斯民，权亚于牧长，义并于师儒。降至春秋，去国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诱其遗民，则为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谓宗法之废兴与国势为表里，此之故也。

三楚、吴、越、闽、广山谿之间，聚族而居者常数千百家，而宗法无一能行。盖古者公卿大夫，禄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职业。其待大宗之收恤，不过鳏寡孤独废疾无大功之亲者而已。后世家无恒产，人无常业，盎无储、枷无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难乎？饥寒之不恤，而执法以绳不类，孰听之乎？惟吴郡范氏有义田以养其族人，故宗法常行，无或敢犯。余尝以风并世士大夫，间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孙族人瓜分其义田而摽弃之。然后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义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业足以覆露其子孙，以阴为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

康熙癸巳冬，余自南书房移蒙养斋。时与顾用方论丧祭之礼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于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内，饮食寝处，不背于《礼经》。其始仕，禄入甚薄，即大治兆域，建墓侧飨堂。每语余曰：“范氏义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后二十馀年，乾隆戊辰，余已告归。而君为山东布政使，以书来告曰：“先王父入关，隶正黄旗，受宝坻田五百八十亩，以授吾父暨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顷，馀八十亩，岁时具牲醪，常苦不充。及将终，以授某曰：‘小子勖哉！奉先合族，无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后叔父，而叔父亦即世。某监宝泉局，始克归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给三弟永宁，馀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于兄，我为叔父后，而丧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遗田，心不能安，请以归于公。’时某续置龙虎庄五百五十亩，乃以分给宁、泰。而祖遗五百八十亩尽为祭田，以其馀周族姓。此永泰之义，某终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东藩，将谨身节用，岁有增益。如范氏义田，以继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记，俾时自砥淬。”呜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谓古礼必不能行于今，皆自暴弃之诬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发其弟之义心，而又能曲成其义。使公卿大夫之设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让不能兴，吾不信也！使三楚、吴、越、闽、广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则居常饥寒足以相恤，遇变乡邑可以共保，礼俗成而民气固。其有辅于国家之治教，岂浅小哉？

赫居东，值岁大祲。未数月，以太仆寺卿内召。其增益义田终能满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为为人子孙与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尝言：“自服官以后，凡余所云无一不拳拳于心。”若果能然，则岂惟义田，文正、忠宣之轨迹具在，庸讵为吾侪所不可几及哉！

仁和汤氏义田记

仁和汤少宰西涯置义田如干亩，以赡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吴郡范氏。少宰卒于京师，其子学基将御柩以归，请余记之。

《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尝叹宗法不行，则民俗无由淳，国势无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说焉。古之时，大功同财，而有禄者必仁其族。其平时饥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则聚族而谋，犯难去国，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贰也。自秦人子壮出分，后世沿以为俗。期之兄弟，能不异居与财者鲜矣。故士大夫家累巨万，其亲属或不蒙其润泽，况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视如途人，甚则号呶诟谇，而莫之能御。吴、楚、闽、越山泽乡邑之间，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无一能行，此之故也。

余尝至吴郡，闻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孙耳。然易世以后，货以悖出，而子孙无一垄之植者多矣。文正置义田，以赡其族也。而子孙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类应而不忒如此，不可为愚者之炯鉴哉？

少宰家无赢馀，所遗于子若孙者尚不及义田之半，可谓能厚其本根者矣。学基请记其事，岂惟扬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群相勖于范氏之家法也。

游丰台记

丰台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莳花为业，芍药尤盛。花时，都人士群往游焉。余六至京师未得一造观。戊戌夏四月，将赴塞门，而寓安之上党，过其寓为别。曰：“盍为丰台之游？”遂告嘉定张朴村、金坛王箬林，余宗弟文郤、门生刘师向共载以行。

其地最盛者称王氏园，扃闭不得入。周览旁舍，于篱落间见蓓蕾数畦。从者曰：“止此矣！”问之土人：初植时，平原如掌，千亩相连，五色间厕，所以为异观也。其后居人渐多，各为垣墙篱落以限隔之。树木丛生，花虽繁，隐而不见。游者特艳其昔之所闻，而纷然来集耳。因就道旁老树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后小亭而憩休焉。少长不序，卧起坐立惟所便。人畅所欲言。举酒相属，向夕犹不能归。盖余数年中未有宴游若此之适者。

念平生钝直寡谐，相知深者二十年来凋零过半。其存者，诸君子居其半矣。诸君子仕隐游学各异趋，而次第来会于此，多者数年，少亦历岁移时。岂非事之难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为期矣。其官罢而将归者，则文郤也；事毕而欲归者，朴村也；守选而将出者，刘生也。惟箬林当官，而行且告归。计明年花时滞留于此者惟余独耳。岂惟余之衰疾羁孤，此乐难再，即诸君子踪迹乖分，栖托异向，虽山川景物之胜什百于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群聚、欢然握手如兹游者，恐亦未可多遘也。因各述以诗，而余为之记云。

游潭柘记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后七日，余将赴塞上，寓安偕刘生师向过余。会公程可宽信宿，乃谋为潭柘之游。而从者难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车，穷日未可达也。”少间，云阴合，厉风起，众皆以为疑。寓安曰：“车倍僦，雨淋漓，诘旦必行。”既就途，果回远，经砠碛，数顿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丘。虽余亦几悔兹行之劳而无得也。入山一二里，径陡仄。下车步至寺门，而山之面势始出，林泉清淑之气，旷然与人心相得。时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质明起，二子披衣攀蹑，穷寺之幽与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径东上，求潭柘旧址。泉声随径转，蘟藾密蒙，如行吴、越溪山中。遇好石，辄列坐，淹留不能进。日将中，从者曰：“更迟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视怅然。计所历于山，得三之二，去潭侧二里，竟不能至也。昔庄周自述所学，谓与天地精神往来。余困于尘劳，忽睹兹山之与吾神者善也，殆恍然于周所云者。

余生山水之乡，昔之日，谁为羁绁者？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邪？夫古之达人，岩居川观，陆沉而不悔者，彼诚有见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极，终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于蹇浅，而蹙蹙以终世乎？余老矣。自顾数奇，岂敢复妄意于此？而刘生志方盛，出而当官。得自有其身者，惟寓安耳。然则继自今，寓安尚可不觉寤哉？

再至浮山记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师数言白云、浮渡之胜，相期筑室课耕于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犹未归，独与宗六上人游。每天气澄清，步山下，岩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华严寺门庑，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释，莫可名状。将行，宗六谓余曰：“兹山之胜，吾身所历，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时，士女杂至，吾常闭特室，外键以避之。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圣恩，给假归葬。八月上旬至枞阳，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宁，因展先墓在桐者。时未生已死，其子移居东乡。将往哭，而取道白云以返于枞。至浮山，计日已迫，乃为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会于宗六之居而遂行。

白云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艰，遇阴雨辄不达，又无僧舍旅庐可托宿，故余再欲往观而未能。既与宗六别，忽忆其前者之言为不必然。盖路远处幽，而游者无所取资，则其迹自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间，与永、柳之山比胜而人莫知者众矣。惟子厚所经，则游者亦浮慕焉。今白云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杂然耳。既为众所指目，徒以路远处幽，无所取资而幸至者之希，则曷若一无闻焉者，为能常保其清淑之气，而无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则宗六之言盖终无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无可记者，而斯言之义则不可没，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

苍溪镇重修三元观记

高淳张彝叹尝持所为《募修三元观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记之。”余诧焉，彝叹曰：“古者射乡、酺蜡、读法宪禁、计耦兴锄各有地，春秋祈报各有典祀，而后世并无之。此地为宣、歙群流入吴之要会，自开永丰、太平诸圩，民惧水败，悫而听于神。凡岁时修筑分植属役，旱潦启闭水门，皆合众成言于此，则过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镇俗近古，无商贾奇羡、游观伎巧之诳耀，民安拙业而士者亦通于农。若因农祀之节会，寓以古法，则礼俗可兴。惜乎吾衰，而志力有不逮也。”余闻而慕之，因属彝叹为购旁舍，将移家而相资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构祸北徙。又七年戊戌而彝叹赴诏，道卒于山东。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恩除旗籍，给假归葬，而观适成。苍溪士人录前后《疏记》以来，曰：“此彝叹之志也。”

按《疏记》：“汉末吴将周瑜驻屯于此。瑜殁，权立观以褒其功。及北宋以永丰田赐蔡京，乃重建加崇侈焉。兹坼正殿，栋阴署‘赤乌二年重建’。其始修在明成化三年，越万历三十二年，越崇祯十四年，凡再修。”夫自明中叶至今仅百馀年，修而复圮者三。而自汉至明千馀年无废兴，事理有不当然者。盖重建于京，修者丑之，故原其迹之自瑜而署以赤乌也。此虽类不学者为之，然即是可征其俗之近古矣。

惜乎彝叹既殁，余复拘缀，无缘一至其地，究观其学者耕者之礼俗也。乃约略而为之记。其川流之支凑，及观名、神号所元，则彝叹之《疏》具矣。

记寻大龙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荡，按图记以求名迹，则芜没者十之七矣。访于众僧，咸曰：“其始辟者，皆畸人也。庸者继之，或摽田宅以便其私，不则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径可寻者希。

过华严，鲍甥率众登探石龙鼻流处，余止山下。或曰：“龙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诘旦，舆者同声以险远辞。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伤！”沿涧行三里而近，绝无险艰。至龙湫庵，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许，蔓草被径。舆者曰：“此中皆毒蛇、狸虫，遭之重则死，轻则伤。”怅然而返，则老僧在门。问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为子先路。”持小竿，仆李吉随之。经蒙茸，则手披足踏。舆者坦步里许，径少窄，委舆于地。曰：“过此，则山势陡仄，决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迹是瞻。”鲍甥牵引越数十步，则蔓草渐稀，道坦平，望见瀑布。又前，列坐岩下，移时乃归。舆者安坐于草间，并作乡语，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征吾辈之诳，必众辱之。”

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芜久矣。众皆以远迹为难，而不知苟有识道者为之先，实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于众厮舆，而时君不寤，岂不惜哉？夫舆者之诳即暴于过客，不能谴嗬而创惩之也，而怀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侧目于君子之道以为不利于其私者哉？此严光、管宁之俦，所以匿迹销声而不敢以身试也。

题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寻医浙东，鲍甥孔巡从行。抵嵊县，登陆问天姥山。肩舆者曰：“小丘耳，无可观者。但山下有古树，介寺基与园圃之间，园者将薪之。僧以质于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烬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斩然离绝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仅矣，而枝叶蔚然，于今数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视其树，则中焦者可爪而验也。鲍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诗乃不若舆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诗所云，乃梦中所见，非妄也。然即此，知观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见之而后知，行之而后难。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谓有得者，如赵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复，近世浮慕陆、王者之谈性命，皆梦中语也。而昧者多信为诚然。若目击而心通，或实有师承，则人虽微，其言不可忽，如临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济’是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吉凶倚伏，颠倒大化中。当其时不自觉也，惟达者乃能见微而审所处。假而兹树非残于雷火，必终归于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远而弥存也。”鲍甥曰：“斯言也，不可弃。”遂书于壁，使览者触类而得其所求思焉。

游雁荡记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迹多榛芜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则前此目见者所未有也。鲍甥孔巡曰：“盍记之？”余曰：“兹山不可记也。”

永、柳诸山，乃荒陬中一丘一壑。子厚谪居。幽寻以送日月，故曲尽其形容。若兹山，则浙东西山海所蟠结，幽奇险峭，殊形诡状者，实大且多。欲雕绘而求其肖似，则山容壁色，乃号为名山者之所同，无以别其为兹山之岩壑也。而余之独得于兹山者则有二焉。前此所见，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摄山，临安之飞来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凿为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镌名字及其诗辞，如疮贘蹶然而入人目。而兹山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盖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处僻远，富贵有力者无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构架鸠工以自标揭，所以终不辱于愚僧俗士之剥凿也。

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游者欣然而乐。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盖至此则万感绝，百虑冥，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于此二者，则修士守身涉世之学、圣贤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见矣。

封氏园观古松记

封氏园盘松偃卧如盖，南北椭可半亩，为京师古迹。而余独未尝见。康熙壬寅秋，寓安将南归，邀余及若霖同往。时余暑未退，游者杂至，壶觞交哗。余三人就阴坐井栏，移时然后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复至京师。逾年二月将归，曰：“吾十至京师，蹉跎竟世。曩吾之归，不谓其复来也。今吾之来，不谓其复归也。独幸与古松得再见耳。”时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无馀闲，期以二月既望先后集松下。余与寓安、子展前至，林空无人。布席列几案，坐卧及饮酒疏数惟所便拾。诵《九歌》、乐府古辞，日入星见，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则薄暮矣。甫至，厉风起，遽登车。归饮于子展氏，坐方定，而风止。庄周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

余始见兹松，惟南枝色微黄，馀皆郁然。及再过而瘀伤者几半，虽生意未尽，非完松矣。兹松之植也五百馀年，其荣枯乃在间岁中，而余适见之。岂其迹之将湮而神者俾借吾辈之游以传于后邪？见于文，所以志兹松之遭遇，以为不幸中之幸也。

金陵会馆记

京师之有会馆，乃乡先生建立，以便后进之贡成均、试京兆、礼部、守选于吏部者。自明以来，虽小郡邑，选举者稍众，必争为之。而金陵无有。

康熙二十二年，罗大理集众力，建馆于正阳门之东，以为仕者商者岁时聚会之所。门堂外群室不过数区，赴公车者暂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既成进士，欲别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乡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为馆，虽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勤以为己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简台中，寻以老疾告归，而馆之工役粗毕。又市宅后弃地垣而合诸馆，以待继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为东南大都会，数百年以来，乡先生之贵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素，官文学清要，为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确，不惟其力之强。又以见任事者果能设诚以为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务也。

宥函以作始之艰，虑其久而隳，乃集众议：“凡应举及守选者入居，皆量资完葺。其贵盛者，则无问入居与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条例以属馆人，而出入则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难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则又以谓“吾直寄焉”，而不复为之计久长。此凡事所以难成而易败也。凡会于斯者，皆吾侪之将出任国事以为民依者也。果能以宥函之心为心，则岂独兹馆之不废哉！其当官守道，必有以异于比俗之人矣。

筑子婴堤记

自三楚、吴、越之漕，皆由江溯淮以入于河，而兖、豫诸水之下流复会于河、淮。淮南诸州数困于水，而秦邮与宝应最剧。宝应之田，污下近湖者，为积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东附堤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缘堤故有含洞，时蓄泄以便漕。河水暴上，则堤下之民被灾尤剧，有将获刈而沉没无遗者焉。于是邑民于堤外更筑堤，束内堤泄流以归湖。而界首之东有堤曰子婴为大。岁丙子，淮南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将登而甚雨骤至，子婴堤溃。溃之夕，邑士大夫之宴者罢，商旅之行者止，乡邑之民往来号呼者声填于道也。于时张侯以夜半冒风雨至堤上，相度形势，为书告治河长官。请闭含洞数日，使民得修堤。而淫雨连月不止，堤数筑数溃，而堤下之禾尽没。其冬邑大饥，下郡粟犹不足以振焉。又明年为今戊寅，堤下之民以禾没，筑费无所，更不敢复言修堤事。张侯召之曰：“方秋时水潦降，含洞开，工费而筑不坚。今筑以春，劳费不及半，而计其功当倍蓰。”乃官市堤下田数顷，益拓其故址。为籍属堤下占田者，征役千二百，身行筑者。经始于二月朔后六日。历三旬，堤成。邑人熹，如既有年。

余闻郑、宋之间，连数百里往往为废墟。古者用弹丸之地，兵车玉帛，四出而不匮，盖人私其土而无遗利也。自郡县法行，吏视其官如传舍，川浍田畴不治，灾患不谋，则土利多废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于民之急其私如张侯者，不可没也已！时余客淮南，邑人请书其事，遂记之。

重建润州鹤林寺记

余少游名山入古寺，见佛相，肃拜之礼亦不敢施。而羁穷远游及难后多与学佛者往还，乃悟退之之亲大颠，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于秘演、惟俨辈，良有以也。亡友刘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窃喜其教绝婚宦，公货财，布衣疏食，随地可安。士之萧散孤介而不欲违其本心者，往往匿迹于其中。故朱子亦尝谓‘彼家有人’。”

歙州程生，少从余游。生生长素封之家，而倜傥少俗情。早岁成进士，历官兵部郎中。会世宗宪皇帝董正吏治，创立会考府，擢领司事。时生年方壮，兄弟众多。母夫人寿始及耆，而告归色养二十馀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终而生老矣。生家淮阴，侍母不敢旬月违离。时游金、焦、北固，寻苏子瞻、米南宫遗迹，得彻机上人于黄鹤寺故址荒原破屋中。盖寺焚于康熙五十八年。殿宇荡然，仅存倾圮小楼三间。彻机自幽、燕南游，支拄而栖之，志在兴复。程生感焉，次第修筑。数年，殿宇、门庑、寮房、斋厨略具。

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趣余为金、焦之游，留幞被寺中。盖知余少壮远游，不得在二亲侧。三十年来，恒宿外寝。生辰令节，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孙觞酌也。将归，生言必得余为之记，始餍彻机之志。盖以佛之徒有见于前贤之记序者，其名常不没于学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余与生送故人于瓜渚。彻机帅其徒涉江就余。窥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动于其诚，又回忆平生悲忧危蹙，未有从容山水间，身心中一无系累如往岁之游者，不可以不识也。

寺在润州南门外黄鹤山下，本东晋时竹林寺。相传宋武帝微时经过，有黄鹤翼蔽之祥，土人遂以名其寺与其山。唐初马元素禅师发名于此。一毁于唐末薛朗、刘浩之乱，再毁于明永乐中。今兹三毁，而重建工毕于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东偏子瞻竹院，生犹将嗣事焉。六月朔日，方苞记。

重修清凉寺记

先兄尝言：“自明中叶儒者多潜遁于释，而释者又为和通之说以就之，于是儒释之道混然。儒而遁于释者多倡狂妄行，释而慕乎儒者多温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是阴辨儒、释而择其可交者。

雍正二年，请假归葬。卜兆未定，不敢即私室，寓北山僧舍。会黄山老僧中州率其徒来居清凉寺，数与往还。中州之来，逾月而寺火，惟存西北隅小屋三四间。尝谓余曰：“造物者盖以新之责老僧也。俟其成，公必记之。”及乾隆七年，余归里。更往观焉，则尽复其故而焕然新。中州博学工诗赋，所至荐绅富商争凑之，故兴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烛渊、纬林嗣守之，亦以文学为学佛者倡。每相见，必举前语索记。

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后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忆先兄语，晨起而记之，以释诺责。且以示学儒者慎毋阴遁于释，独宜念其能笃信师说，以兴作艰重为己任，而卒以有成，吾侪对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材之凡数，乐输者之姓名，二僧自记之，以列碑阴可矣。

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

沛上人初至京师，居禁城西华门外道旁小庵，遂兴其地为禅林，敕赐静默寺，一时王公贵人多与之游。康熙六十一年余充武英殿修书总裁，托宿寺中，与之语，窥其志趋，乃游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月，自是为昵好。

上人本师在安肃，又尝兴寿因寺于良乡。每经冈洼村，闵行旅涉河之艰，偶见车偾马伤，遂竭资聚建石桥。石工别耗之，功不就。久之，郡丞经过，泛询而得其情，将诘治，乃获讫工。时雍正三年三月也。越十年而请余为碑记。余尝见上人居母与兄之丧，沉痛幽默，虽吾党务质行者无以过也。

营田之兴，庸吏建闸障水于安肃之瀑河。每岁伏秋，流漂数十里，村落阻饥。上人见往来寺中者，辄指画形势，及土人荡析离居状。语闻于河督顾公，奏复其旧。内府有疑狱，大小司寇奉命谳决。众会于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为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闻者莫不变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节当如何？朱子尝病吾道之衰，而叹佛之徒为有人。其有以也夫！

兹桥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盖往来之冲。故志上人成此之艰，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过此而寓目者，有以观省而自矜奋焉！乾隆二年八月，方苞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