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钟惺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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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序三(时义)

李生时义序

夫以李子而肯为时义,奇矣。以李子为时义,世必以为嵚崎历落、潦倒昌披,似其为人。乃李子顾有时详言安步,喜为儒生诵说。故李子之奇于为时义也,奇在乎不尽出于奇也。使李子必以尽出于奇为时义,则亦李子之常耳,乌在其为李子时义哉?

梅子庾曰:“李子时义胜于诗,谈又胜于时义。”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没起止,大要与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青衿、缁钵、韎韦,笔墨之径屡迁易而不为烦,速往返而不为幻,其脚跟面孔,种种兼人。尝戏谓李子得中寿,计无复可著之脚,无复可换之面,应取前段行径,更番数过耳。且世界中又乌得无李子?介乎前者,且有无限不快之人与不快之事,言之则伤体,忍之则冲喉。李子时以愤谑狂憨之致发之,此时笑哭不得,喜恨俱难。即李子何利为之?徒以谈说为周慎君子服劳代怨,博旁观者一快。此时觉世界中著一李子不厌其多。

世之不能容李子与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慎君子。夫周慎君子,又乌得无李子?徒以一言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乌用李子为哉?与其伪也,能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诵说为时义,由是则可以尽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为。李子安得以偏蔽之?

夫士之为文作事,有绝似其人者,有绝不似其人者。贤者固不可测,当别有一副心眼对之。李子自有《仓膍》《问剑》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论其人其诗,论其时义。呜呼!又乌知余之论李子时义也,非所以论李子之人之诗也。

文天瑞诗义序

《诗》之为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而奇奥工博之辞,或当别论焉。然秦诗《驷铁》《小戎》数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长杨》《校猎》诸赋所不能赞一辞者。以是知四诗中,自有此一种奇奥工博之致。学者不肯好学深思,畏难就易,概托于和平冲淡,以文其短,此古学之所以废也。

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为《诗义》,盖犹有秦声焉。然有寄情闲远,托旨清深,又使读者想见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远近亲疏之意。天瑞之为《诗义》,盖聊托于《驷铁》《小戎》之音,使世之学者知有此一种之诗,以广夫畏难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冲淡之教,卒不失焉。是则天瑞之所为《诗义》也。

隐秀轩时义自序

时义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于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迹实未至也。以此自寻自考,今日之偶收于南宫,而谬辱国士之许,视昔之困顿诸生而不得一众人遇者,其业未敢尺寸有所轻贬,而实未能尺寸有所更进。则昔日十二年诸生,世所目笑疑弃、过而不肯问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窥,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见以为有可惊可喜者,正不佞所欿然足迹之未至,而不能满志于斯者也。

黔录小刻引

已试士于乡而奏之上,有录。录其文二十篇,宜皆出于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试,于书义取其一、其三,副间之。于经,主者取《易》《书》,副则《春秋》《礼记》,《诗》二义,或分焉。再试,主者论一,副表一。三试,主者于策取一问、三问、五问,副又间之。前后二序,又分焉。近议仍用士文,贵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庄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犹之衵服不可入朝,而要襋之不可庙见也,其义一也。

乙卯黔试,惺为副,其录衷旧新例为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观之者众。度险径轻装,不能多赍,则别为小刻。刻初试文凡九首,二、三试之文及序不与焉。已登于录者,为论义一,《诗》一,《春秋》《礼记》各二,其职也;《书》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于录者,论义又一,与录微异。《礼经》拟而未出者,义又一,以自试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弃其力也。杀其幅,约之使轻也。二、三试之文及序不与者,亦不能多赍之意也。然则录几乎废与?曰:乌乎废,有二、三试之文及序在也。

萧伯玉时义序

国家以时义取士,士之见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后见取,士之见取者其与有几哉?士之见取也易,而时义之求其至也难。何则?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则其为文,亦必不能达其才之所能如此,与其意之所欲如此,以求其所为至。

今士之为文以望取者,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为吾文已至而不见取,则亦不必其至,相率为苟且卑浅之文,以庶几乎一取。呜呼!此无论文也,其为文之意何如哉?文体士习之所以日坏者,大要皆此一念为之也。

吾友萧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宫,明年壬戌治装入对,寄其所为时义于予,予得观之。欲有所奇于其格,不奇不已;欲有所精于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于其气,不厚不已;欲有所奥于其词,典于其事,不奥、不典不已。予为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奥、之典,即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为文之至者,不必其见取也云尔。由是虽不敢为苟且卑浅之文以求其见取,亦不能不调之使和,收之使近。然予之偃蹇诸生,世莫能有过焉。其卒见取者,岂调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为文之见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见取也与予同,而其早得过之。伯玉盖读书学道,明乎义命之故,而后能为伯玉之文之至也。

夫一时义耳,必读书学道,明乎义命之故,而后能为至也,则其至可易言哉!

沈雨若时义序

唐重诗,用以取士。其工者内自快于己,外以有名于世,因而得科名焉,则其嬴也。明重时义,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内自快于己,外以有名于世焉,则其嬴也。嬴者,数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处之谓也。要以科名之在诗,与在时义,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谓内以自快于己,外以有名于世者,在诗可必,而时义则不可必也。故诗如李、杜,可以布衣终其世。时义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则退而无以自处。时义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诚未尝确然见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为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绝于世。嘻,其甚也!

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学,奇趣深心,善诗而工时义。然而恒病,病几不能就试。就试矣,吾为之喜;已而试不中,吾私为之戚。雨若亦若有怏怏者。予为广之曰:“夫时义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险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华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寒艰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灵畅温秀之文是也。子之时义,机灵而局畅,气温而色秀,未尝操必不得之具,子何忧焉?子不尝作诗乎?子不以子之穷罪诗,而独怏怏于时义者何也?世不以诗取士故也。时义之于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时义之于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于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诗之心作时义,期于工,不期于得。吾见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观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养子之为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为秋冬者,以勿疑于塞。为子计者,不亦两得乎?”

雨若曰:“吾非怏怏于文之工而不得,退而无以自处也。吾所为怏怏者,念吾幼而孤,倚祖为命,间关教养,集蓼茹蘖。今齿长矣,长此安穷,前后顾影,私心不能无少望。自今以后者,得失一勿敢问,专待子叙以不朽吾文耳。”

夫得失一勿敢问,而专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谓以作诗之心作时义者也,子得之矣。

刘生制义序

予居白门,四方士多以制义请于予者。然予于制义,实无所知也。苟有所知,则其佳与恶,无敢有隐,必纵心言之。人既以文请于予,则其誉之也必悦,即其规之也亦必不罪。规之必不罪,而吾区区一念私祷穆卜,常愿其佳而不愿其恶者,何也?彼恶者虽不以吾规之者为罪,然或因吾言而内自沮焉,亦非君子与人为善之意也。

秋浦刘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大志。今之人兼此数者,则吾所以悦之之道,利用誉而不利于规。然使其文真可誉,吾亦何必规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数者,而出之以虚心,不以予无所知,千里外殷勤启请,至再至三。由是虽规之,谅不予罪。乃伯宗之文,斟酌才法,影略情理,种种佳处,虽欲不誉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赏心之乐,而又得免于违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呜呼!此固予之私祷穆卜于四方士而日日以几者也。

陆生制艺序

谢太傅问:“子弟亦何与人事,而欲使其佳?”车骑答云:“譬如芝兰玉树,欲使生于庭阶耳。”此孝友至性人语也。夫子弟诚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则亦不知有佳子弟之乐。

予先世笃于兄弟,盖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颇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则予孝友不至之报。而予同年陆君启,终鲜兄弟。携其从弟君腾,官刑曹五六年,须臾不忍去身。予初见君腾时,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启教养婚姻,父之、师之、友之。又二年,见君腾气英而纯,神朗而渊,骨秀而实。所为应制文,阑入吾辈堂室。君启辄举以示予。芝兰玉树,非唯植之庭阶,迨其扶疏森挺,且引客共赏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乐也。

予与君启,同有爱弟之癖。然君启有弟一人,而不胜其乐;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负痛。自无而有,与自有而无,予与君启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为爱弟则一也。

君腾又赠予诗,波澜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从此法古匠心,好学深思,当以诗成家。昔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之于钱起,李颀之于皇甫冉,岑参之于严维,于诗分三唐,而皆获同时作诗,乐当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后承接,少此一段不得,况自其家有之乎?

然非君启不知有佳子弟之乐,非予不知君启能有此乐。以是知父兄子弟间,能有读书为文之乐,忘穷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沈刻《隐秀轩集·文昃集·序三》止此)

闽文随录序

《闽文随录》者,锺子视闽学政时所试三郡生儒之文,随阅随定、随定随发、随发随录者也。

故事:督学试士之文刻而行者,所当试士之地则然,他处则已焉。试士而身在其地则然,过去则已焉。身不在其地与当其时而刻且行之者,全录则然,缺则已焉。

锺子试士于闽,止三郡,以忧归楚,数月矣。友人孟孝廉诞先好其文而刻之。问于锺子曰:“子录闽文,名其文曰《随录》,随之义如斯而已乎?”锺子曰:“随,圆义也,浅深偏全在人之所会之。夫士之试于有司也,将求售于有司,必将以徇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试士,将才之怜而体之正,亦必有所挟以求于士。锺子之教闽士也,不惟不敢有所挟以求士,而且深怪夫士之舍所学以徇吾所求者。尝记闽士曾请于予:‘文若何而必中?’予厉色答之:‘某知有好不好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正告诸生,今写其意所欲言,力所能言,机缘所不容不言者。凡以士之应吾求者,不如是则不真;士有真品而后有真文。乃始因其才力机缘所至,而后收之,勿强士之文以就我,于以养其气而全其所守——文体之中,而士习寓焉。此亦随之义。而锺子之所以教闽士者,区区之念如此。”

孟子曰:“吾今始得闻随之义也,厥意远,厥用大矣。然则闽文虽录止三郡,子虽已去闽归楚,乌可不刻而行之也?”三郡者,延平、福州、兴化也。

静明斋社业序

锺子观于近日应制文章,体裁习尚之变,深虑其终,而思目前补救之道,莫急于社也。

然锺子在诸生时,为文实不知有所谓社,且试最不利,姓名不出三家,人亦无与为社者,以此亦自安之。私计时义以题为师,以古文及先正名家为友,以心身为衡为鉴为贽,何往非社?乌用群居终日为?已而自听其才趣学术所之,服习既久,亦复满其所本有,而快其所欲得。如是,是亦可以为文矣。

此所论于一人文字之工拙,而于其中体裁习尚邪正真伪之故关系世运者,未之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挟以自售与上之所求于士者,浅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真。故上之所取即士之所以为法,而士亦有所据以无疑无恐。近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杂,中而邪,终而伪;始而偶然,中而以为固然,终而莫不皆然。士虽有真才趣、真学术,相戒莫敢以其真者应。故昔日文之衰,责在主司。然至相戒莫敢以真者应,为士者抑何量主司之浅,而自待之薄也。则文至今日,士亦与有责焉。何者?上取其伪,士固欲为真而不敢;下相率为伪,上虽欲取其真者而不能。今夫真者可久,伪者易厌,上厌之而士犹相习为伪,至求一真者不可得,则豪杰之士未有愧且愤者也。夫豪杰者,能以士子之识力逆夺主司之好尚。尝试譬之,如入海求宝者,其人所赏识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有尽碔砆鱼目也,虽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也;所赏识偏属碔砆鱼目,而所有尽明月夜光,虽欲取碔砆鱼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犹海也;衡文者,入海求宝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文者舍其所欲取以从我,则邪正真伪之关士亦不可谓无权,而要不可责之一人也。故吾以为其道莫急于社。社者,众之所为,非独之所为也。

吾友京山谭素臣,以文章领袖一邑久矣。法宜早达,而屡举不第,私计素臣必稍匿其真以从时。及读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锐加融焉,深喜素臣豪杰有志之士,值今日物极必反、厌伪求真之际,其业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内弟夏无生,少年发铏,精进遒上,与其邑之同志十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学术,坦然各见其天。予读之,爱畏兼抱。素臣如果位圆成,等妙后依然金刚心中干慧;无生辈如未入信前,已得无生法忍为因地心。三昧了义,不外乎是,而况文乎?

虽然,天下事合则强,而可以有所夺;分则弱,而不能有所胜。吾故不愿十五人者效夏子所为,而亟其乎社之务讲。乃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为《静明斋社业》矣。且非独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岂无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况今日之士子即他日之主司,身当衡文之时,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忧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伪者不真?其于世道士习岂小补哉!

(以上二篇录自《锺伯敬先生遗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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