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

予读《刘向传》，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终身惺窒，终身不悟；庸主有时悟，悟矣而足以亡者，疑为之也。何以明之？诉谮周堪、刘向下狱者，弘恭、石显也。则恭、显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变，上自感悟，欲以堪、向为谏大夫，又使恭、显得与白，皆为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当迷惑时，贤奸混淆，用舍倒置，固不足论。惟是感悟后一番举动，不痛不痒，为可恨耳。当其迷惑，犹冀其感悟；业已感悟，而所为止此，则谗邪益无所忌，忠直益无所恃，而进言者始绝望矣。

向之言曰：“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酿亡汉之祸者，不外于此。中间蔽而开，开而复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环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无光，恭、显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经也。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寝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已可笑矣。兴，险人也，反乘间倾堪，而上益为之疑，左迁堪等。后庙阙灾、日蚀，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下诏为堪暴白，情形业已豁然。征堪为光禄大夫，猛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而显干尚书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堪竟以喑死，而猛自杀。帝之所以复用堪、猛者，非即其所以杀之者乎？

至成帝时，王凤兄弟用事，向作《洪范五行传论》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极谏，至云“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篡汉之事，不惮明言之，心亦极苦矣。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而卒无所发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权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闷且恨焉。

向事元帝困于恭、显，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济其庸以至于亡，始终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记·李斯传》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汉书·刘向传》末曰：“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见汉亡也云尔。向之忠，无负于汉矣，然何救于汉之亡？忠臣欲救国之亡，岂以此心无负于国而遂已哉？

杜钦、谷永

王氏取汉深矣，惟刘向预见之而颂言之。天子虽不能用，犹知为王氏起此议，至召见叹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当其时，为人主者，岂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为人主者即至愚，欲不举而归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钦、谷永者起，始暗取后宫以代之，使人主尽撤王氏之备，以备后宫。汉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间掩其目以制汉之敝。呜呼，二子亦为一身报王氏耳，孰知为王氏取汉，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后宫与外戚，其说相近；二子与向又俱以经术应变陈言为名，宜汉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

刘向之说不行，世何敢复言王氏？继向上封事，请退大将军凤以应天变者，独一京兆尹王章耳。凤且惧。教凤上疏谢得无废者，钦也。凤虽得无废而心惭求退。说使勿退者，钦也。凤不惭且退，乃遂杀章而不疑。章死，众冤之，凤又惭。说凤举直言极谏以救其过。于是章死而不以为冤，而汉亦不可为矣。史称钦深博有谋，优游不仕，以寿终。钦何求于王氏哉？不过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为桀犬耳。

谷永，小人也。见凤方用事，阴欲自托，有所恃而不为忌，明以申伯指凤。至云：“愿具书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为诚天意，愿陛下省察。”是其党戴王氏，已显然不畏人主知，犹谓汉有人乎？原其本末，钦优于永，然其为王氏取汉而汉不知，及其成功，一也。

士之求自见自达，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门者。人主弃之，而私门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门，而竟以国从。故曰：人主爱惜人才，自为社稷计。兹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郗超为桓氏谋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录其所与桓氏往反密计，属门生呈其父，以断其哀。吁，为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誉爵禄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气谊必有相感者，至不爱其身以报所知，不爱其名以报所生。诚使晋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钦之流也。

梅福

朱云欲斩张禹，斩其党王氏者也。梅福上书讼王章，讼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汉忠臣。云病，不呼医饮药。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处篡革之际，结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云知王氏之必篡汉，而力不能为，病不呼医，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一腔热心，欲完汉社稷于王氏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岂洁身自了之人？

“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执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为汉，本领主意，不出于此。上书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题。乃云“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诉王章之枉，发明王氏篡汉先除碍手之由。盖篡夺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胁众。全仗一二胆识不二心之臣，洞见其微，而遏之将然未然之际。王氏取汉，其势已成，又有张禹、孔光、杜钦、谷永辈，以汉之臣子，为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计。洞见而欲遏之者，刘向、王章、朱云及福数人而已。福之力诉王章，犹为汉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终血诚，非为章，乃为汉也。必不可为，而后弃妻子，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以自见其志。盖以首阳之义报汉云尔。今谓云为达生，福为高隐，非知二子者也。

赵充国

从来夷狄情形，合则强，分则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国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诸羌，解仇交质，合之势也。充国始终作用主意，全在捐䍐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专行先零之诛。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虏交坚党合。中国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

然均之羌也，可以舍䍐开而诛先零，独不可以舍先零而诛䍐开乎？曰：䍐开之要领在我也。䍐开之要领在我者何也？初䍐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先零果反。此䍐开不合于先零之要领也。要领在我，然后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分别善恶，宣示天子购斩之令，解散其心，使䍐开欲复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贤，充国所荐也，与充国异意，欲击䍐开，充国驳之。至公卿皆是武贤议，天子以书敕让充国，令其引兵从武贤深入。充国以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因陈兵利害。其言曰：“先零虽与䍐开解仇约结，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䍐开背之也。”“其计常欲先赴䍐开之急，以坚其约。”“适使先零得施德于䍐羌，坚其约，合其党。”数语最透。充国肯使已分于先零之䍐开复与先零合哉？及击先零，降斩无数，至䍐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䍐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此舍䍐开而诛先零之效也。

然不得䍐开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则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诛之，先后之间，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陈汤

陈汤之击斩郅支，较之傅介子诛楼兰，事势更难，名义更正，谋虑更远。盖郅支与楼兰同为杀汉使，而汤之意，尤重在郅支负汉之后，与康居为一，后为边患难制，特以杀汉使为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内。故其与甘延寿谋曰：“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东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久畜之，必为西域患。”此汤击斩郅支单于本意，不独以其杀汉使也。

其进讨郅支，用兵机宜，有节次，有纪律，谋而后战，必胜而后发，非掩袭侥幸、捷取于一击以为奇者。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则为功、在汤则为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汤以便宜行事，故妒功者得以矫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奸臣，合党同心，罗织惟恐不密，机阱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顾国家利害。匡衡经术宰相，甘心为石显出力排挤，不至于下狱论死不已。善哉乎，刘向为汤上疏曰：“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出百死斩郅支之首。”“承圣指”三字，出脱汤矫制之罪甚妙。汤之罪无可指，而汤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仅出汤，夺爵为士伍，千载伤心。

后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所围，百僚议数日不决。天生此一事为汤昭雪，结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能诎申，已自可怜。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此一语愧死妒功诸人。至其料敌神妙，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辈立其前闻且见之，其颜汗背，何啻𫓧钺之诛？汤此后自可吐气论功食报无疑，而犹以代人作章奏下狱徙边。汤一生勋名，竟以此结局。

总之，汤才略绝世，而“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终罪案，为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斩郅支，后料乌孙，廷臣中固不能舍汤而别寻一不贪者代之。

祭彤，廉将也，光武美其清约，封拜日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无不悉备。如此，为将者亦何苦而贪？汉法，边臣功赏极厚。独俭于一汤，使万里功臣至为人代笔自润，可怜、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过也。不然，汤之功罪，甚著一时，君相封赏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壮侯”之谥，留为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王莽

从来盗天下者，或权臣，或夷狄，或女后，虽篡夺心迹不同，皆各具一种乱贼之才，其胆识权略，皆有绝人处。观王莽始末，一狂呆躁扰粗中人耳。其性情则小儿妇女也，其举止则阉竖也，其言辞则病者之呓、梦之魇也，其面目则优伶之妆涂而登场也。所为矫激欺世，止能持之节让下士，诳媚女主。而宰衡登摄以往，本色毕露，其一切不情不经，与其身之成败相为始终，可笑、可厌、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

盖其诸父专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难老，为之主，势深而气厚。而杜钦、谷永、张禹之徒，为之羽翼涂饰，使汉之君臣恬不为备。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传器，子孙屑越，随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谋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邃宇，坚扃深幰，健黠者先为之穿决开发，其中之所有，童昏佣贩皆能负趋而去。及其取非其有，处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捽裂投掷，惟恐其坏之不尽，去之不速。真主相觌，拱手而还其故处，理势必然，无足怪者。莽之取汉，汉则予之，非莽之工，而汉之拙也。可不畏哉？

三国

谋大事者当取天下大势，始终总计之，而后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与鲁肃所见相同，然非连结刘备不可。当时势虽三分，而孙、刘之形为一。孙、刘之交不深，则三分之形不成。结孙、刘以困曹，其本谋自肃发之，诸葛亮亦已见及之，云“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矣。”孙之不宜图刘，犹刘之不宜图孙。肃以荆州劝借玄德，正以深孙、刘之交而厚其力，其势不得不然耳。操闻之，作书至落笔于地，其计岂可谓失哉？

周瑜以刘备人杰，常有图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则备一日未可图。肃之心亦何尝一日忘备哉！关羽蹴操于樊、邓，操至欲迁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吕蒙取关羽于荆州，陆逊折玄德于白帝，吴之计得，而蜀之势孤。蜀之势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吴之计未为得也。

吕蒙功名之士，有图关羽、取荆州方略，极言吴之无惧于操，无赖于羽，破权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势未之总计也。孙权长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图之失，而吴、蜀复通。陆逊之计，终亦归于和蜀，与蒙已自异意。然破坏之气，不可卒复，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马氏之成，折而入于晋，亦势之所必至也。

然则吴、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邓芝对吴主之言曰：“并魏之后，战争方始。”此诸葛亮与肃之志，而吕蒙辈一时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劳也。奉迎天子，以从人望、令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题，实自彧首发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则老瞒胸中亦觑定久矣。当时许攸曾以说袁绍，绍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著。袁、曹相拒官渡，孙策欲袭许迎天子，而策死。绍让此先著以资操，策欲争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见智谋之士，手眼明捷略同。

彧首发此谋，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负，功不可掩。察其始终，一念隐衷，若苦欲讳之者，何也？盖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无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为曹氏私人，得罪万世。劝操拥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俨然身为汉臣。此彧之隐情，为操实以自为也。操久亦或窥见之。及九锡之举，彧犹愚操以大义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后，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势合，操已不得复为汉臣，而彧欲不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

彧以大义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实。彧已死，而操犹以愚天下后世，曰：“天命在我，吾当为周文王。”有为曹之实，而又欲不失汉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劳也。

〈（沈刻《隐秀轩集·文列集·论又二》止此）〉

息夫躬论

息夫躬议论无所避，众畏其口。此从来小人胁众深阱，自作护身之术，俱不出此。王嘉谓躬“倾覆有佞邪材”，躬首诋嘉“健而蓄缩”，四字人亦不能合说；折左将军公孙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曲尽庸臣途远日暮误国情状，正其有口可畏处。至其历诋公卿大臣，虽小人先发制人之计，然描写承平臣子庸软惰安情弊，缓急难恃，千古一辙，可为寒心。而王嘉谓其“谄谀则主德毁，倾险则下怨恨，辩慧则破正道，深刻则伤恩惠”，始终以为不可用，真大臣识微虑远之言，躬终不能胜正也。

孔融论

孔文举本名士，体气高妙，如琪花瑶草，虽不结实，自是风尘外物。而好谈经济，喜功名，竟无所成，祇是一疏耳。“疏”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经世人殊用不着。然又耻不能经世，勉作经济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举高妙，遂不责实，而概以经世许之。司马彪曰：“文举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许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但能磔网张罗，其自理甚疏。”此言字字中文举病，只须一“疏”字耳。然其胆量意气在祸福之外，实其所长。若陈元龙具湖海气，其经济实用则又可观，养鹰养虎之喻，弄一勇夫于股掌之上，光景在目，使吕奉先嗔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杜预

初，诏书使浚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浚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浚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浚大悦，表呈预书。

以一人而受两人节度，庸人不能耳，况浚乎？观杜元凯于此，先几处分，妙有伸缩，而形迹不露。盖争竞于事后，所损已多；调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预至江陵与诸将语，料浑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与浚书，进止机宜，实不出此，不独谦避而已。明辞事权，而暗授方略，自处地步甚高，浚盖受预节度而不知矣。学问人当机妙用，夫岂浑之所及？观浚得预书大悦，则其不平于浑可知。然浑亦终不能节度浚，而几酿锺、邓之祸。乃知君臣朋友之间，处之不尽其道者，皆不学之过也。

若唐李入蔡州破吴元济，橐而迎裴度。度逊避，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礼。若二子者，一将一相，皆学问中体国人，区区形迹体貌，不足言也。

阮裕论

士苟欲自遂其高，则其于衣食之计，当先使之稍足于己，乃可无求于世。今人动作名士面孔向人，见人营治生计，即目之为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请乞丐，得与不得，俱丧其守，其可耻又岂止于俗而已乎！阮裕屡辞征命，而宰二郡，人问其故，曰：“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王述始仕，稍营资产，或谏其以此损名。曰：“足当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为过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节者，但不可为贪鄙人借口耳。

谢鲲

谢鲲纵诞，有过于嵇、阮辈所为者。至王敦为逆，将杀刘隗，鲲极力周旋。敦至石头，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复问曰：“近来人情何如？”鲲对曰：“明公之举，虽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戴人望，举而用之，则群情帖然矣。”敦还武昌，鲲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实有未达。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无变乎？”鲲曰：“公若入朝，鲲请侍从。”其步步弥缝，节节匡救，苦心妙手，亲弄海鸥于掌，而日撩猛虎之须。其言虽不尽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盖遗臭万年，乃英雄穷路尽头无可奈何之想，宵人顺导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从逆。鲲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阴受其福。其正论不减陈玄伯，妙用不下温太真，才诚相合，胆识交济，晋之忠臣，亦能臣也。岂七贤养名全身者可及？即劝进一文，阮公亦自有惭色，而概以达掩之，可叹也。

黄鲁直有言：“临大节而不可夺，乃其不俗人也。”今作达者辄自谓不俗，如此而后为不俗，则达故未易言也。

郤诜、袁甫

士大夫处荣利之际，胸中静躁，关人品之高下者小，关国运之存亡者大。从古国亡于党祸，人人知之。郤诜对策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藏否失实，此亡国之象也。”以躁进始，以亡国终，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无所不至，只躁进一念耳。然处必争之地，而教之以静，此扬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势之所不得不止，则不期静而自静；纵以势之所不得不趋，则不期动而自动。诜之言曰：“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看“动”“静”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风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责者，不可不知也。

殷浩

士生乱世，偶负重名而无其实，其心虽自知无实，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听之自守其名，而不复责之以实，则虽无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虚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则以名用人之过也。

殷渊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无其才也，亦无其志。纵使不出为世用，自不失为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屡征不出，岂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效而丧其名也。其自知也审，而自处也当矣。当时王濛、谢尚及简文，强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拟其为管、葛者益坚，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陈让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则浩何以终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无实，而其名遂失。均之乎失名也，无宁侥幸一出，而犹庶几万一，思所以苟全其名。然浩岂知晋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温灭蜀，威名转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纪不能行于强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温岂可以虚名抗，而浩又岂温对哉！

浩一受其抗温之任，乃始强寻一题，苟且塞责，以终其抗温之局。而其计，不得不出于北伐许、洛。王羲之、孔严劝与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此有识者谋国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此也。师出狼狈，温公然上疏罪浩，所为抗温者安在？浩废，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计也，而国被其害，岂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

善哉乎，桓温之言曰：“渊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呜呼！当时之善于处浩，而使之得以虚名终者，未有如温者也。浩固不欲出，即浩欲出，其志亦不过为令仆而已。然使浩果终令仆，天下又必有以为朝廷用违其才者。大抵世于虚名之士，必待其用之无效，国被其害，而后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论，往往如此，可胜叹哉！

王羲之

王逸少经世之才，忧国之心，镇物之量，不减谢安石。而爱身养名，不肯犯手做事。常处局外，冷眼热肠，时时以议论发之。大要皆中微而见其大者，其所匡救调护亦复不少。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与书诫之。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以“江左所营综如此，加之丧败，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云：“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又云：“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东土饥荒，羲之开仓赈贷。然朝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谢安书，言漕运事，云：“为法不一，牵制者众。”遗豫州都督谢万言，教以通识随处行藏，“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大要借处友之忠告，寓救时之良箴；用旁观之衡鉴，为当局之针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终以山水田园自娱，处于仕隐之间。其经济实用，似为文雅风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

〈（以上八篇录自《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合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