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

其一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势，不在战守之胜败得失也。如奕者然，妙处不过数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钝不计焉。项羽杀义帝，汉击之；虽使楚破汉于睢水可也。项王怨黥布，汉得使随何说降之；虽使楚击破布可也。此楚让汉妙著也。汉王不得王关中，封于蜀，烧所过栈道，以齐王田荣反书遗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虽使楚夺汉关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虽使楚击破越可也。此汉自得妙著也。楚方自贺战胜，而不知汉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数着矣。

妙著有数端焉：我与敌之所共，敌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著；我发之于此，而敌不得备之于彼者，曰警著；敌备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松著；我与敌俱不得与，傍出而中起之，敌所不利，即为我所利者，曰应着；我不求胜，而不可败，而卒以此取胜者，曰稳著。取天下之势，不越此数端而已。

又

帝王初兴，其智勇尽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种意外举措，先制其命、夺其魄，使不敢动，而后能为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称汉使者，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至定陶，驰入韩信壁夺其军。此时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驾驭笼盖，寓于玩戏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韩信不入蒯通之说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无能为也。知反之无能为，而又负反名，信岂肯为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谓不如留侯、萧何、韩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语殊占地步，非谦逊归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驱策智勇，出三人上耳。

封王子弟，至吴王濞，抚之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若耶？”属吕后后事曰：“安刘氏者必勃也。”此从何处看出？悍王、骄后，当亦骨惊。文帝劳军至灞上，曰：“如儿戏耳。”则二将伎俩，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识量与臣下不同，屈策屈力，岂待其反而后制之哉？

又

高帝终不以戚姬故废嫡立爱，明知有人彘之虐、诸吕之祸，而听后人为之。所不肯作法于凉，不独开国远虑，亦自是丈夫气。然吕雉老狐，不得用武帝处钩弋夫人法处之，为千古恨耳。

高帝病，吕后问：“百岁后萧相国死，谁可代之？”次曹参，次王陵，次陈平，次周勃。此数人者，吕后瞑目屈指中数之熟矣。穷究到底，正观其用人次第分数何如。其意不在刘氏，而观其何以备吕氏也。不待其词之毕，而帝已见其肺肝矣。问至周勃，汉之人数已穷，而复问其次，尤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一语恨甚。此时发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吕后之老、诸吕之庸，而平、勃诸人办之有馀。知平、勃诸人之足以办诸吕，又何必除一吕后，以为开国纲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医之量药，刚柔佐使，毫厘不差。而低欿顾步，长虑深思，尤于“然安刘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见之。处分如此，则帝亦何有于诸吕也？

苏轼谓“不去吕后，为惠帝计。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仆不敢与弱子抗。”当时韩、彭已死，其将以萧、曹、平、勃为豪奴悍仆乎？似亦不伦之甚矣。且自萧、曹、平、勃辈而下，其能为豪且悍者谁也？汉之不必除吕后，正以有平、勃辈在耳。他日吕后欲王诸吕，问于平、勃，平、勃顺旨，盖诸吕伎俩业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时不可争，不得不为此养晦行巽之道，以为所欲为耳。然其际亦危矣！

萧相国

萧相国，朴忠人也。明于国家大计，而智不暇及身。守关中，上使使劳苦丞相，赖鲍生言遣子弟之军而悟；使使益封，置卫卫之，赖召平言出家财佐军而悟；上击黥布，使使问“相国何为”，益逼矣，赖客教以买田地自污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谢民，乃为民请苑，自媚于民，益犯上所忌，又若与其买田自污之计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系之不疑。王卫尉之说，犹未能使上释然。虽使使出相国，帝犹不怿。相国徒跣谢，上曰：“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明其德归己而过归君，其忌尚在也。而相国犹若不知，稍知自为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幸矣。故曰萧相国朴忠人也。若曹参则藏身甚妙，然术弥工而心弥苦矣。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学问操放，全在用人。立韩后则用项梁；谢羽鸿门则用项伯，用樊哙；欲楚之勿西忧汉则用田荣反书；捐关东以破楚，则用黥布，用彭越，用韩信；定太子则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汉，非为汉用者也。

为韩报仇，是其用汉主意。博浪之椎，非轻于一试也，以为如是而可以报韩仇，则亦不必用汉。用汉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汉，又肯使汉得以功臣待之乎？故为韩报仇，子房自道出，非汉君臣能知之也。曷为欲使汉知其为韩报仇也？恐汉得以功臣待之也。汉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后可免于何之囚、参之醉、平之污、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无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为韩报仇一语，子房不自道出，岂惟汉君臣不知，即司马迁亦不得而知之也。

陆贾

陆贾，盖子房之流，英雄有道术，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凡汉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参与勃之战，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贾皆无闻焉。及汉有天下，可以无所用贾矣，贾乃起而有为。其一说尉佗，为汉服远人；其一奏《新语》，为汉开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联将相之交，用平、勃以诛诸吕，为汉克复旧物，功在社稷。察其动静显藏，盖诸臣图功食报之终，乃为贾奋身揆策之始。意不能无所为，而又不欲为诸臣之所已为。其有所不为也，不独养其纯气，留其全力，以标其独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诸功臣之外，使汉不得有所加，以预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为也，则事必择其大，时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诸功臣身名俱亨，策力两穷，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则陆生之所以为陆生者，皆不在汉有天下之前也。

天下已定，女主临朝，欲王诸吕，畏诸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使陆生而与之争，则其为陆生也，亦浅矣。买田分金，饮食歌舞，藏身袖手于乐生娱老之中，而诛吕安刘始末，业有全局于胸中矣。当其时，非惟吕氏之人不知，即刘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吕氏与刘氏之人浮没其中而不知，然后可以惟吾所为而莫之碍。当其时，智如陈平，燕居深念，计无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陆生之部署久矣。

善哉乎，“将相和调则权不分”，千古谋国名言！身为侯鲭，不出杯杓筐篚之内，而已默制诸吕之命。布局宽而当机紧，用力轻而取道捷，功归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实，而始终于辨士之名。其薄于食其报者，正厚于托其身者也。陆生竟以寿终。汉功臣如此结局者，盖亦难其人矣。观其进退取舍，盖英雄而有道术者也。不然，使粤之功，止可当一娄敬；《新语》之奏，止可当一叔孙通。其诛吕安刘及自全之妙，作用机权，非子房莫能与于此也。

卫青

卫青以奴虏为外戚，能以边功自奋，称大将军。使史家不入《外戚》，特为立传，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贵青有之，然其时开边多事，信赏罚，明功罪，使恩泽无故加于外戚，不足以驱策智勇，亦帝之所内讳。而青自以边功为大将军，代为帝出脱私外戚之名与迹，尤帝之所心醉也。

封青三子，青固辞，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及不敢荐士，以招贤绌不肖之柄归之人主，有识有体，有机权，有情实，似从学问世务中出，非独奴虏所难，恐功臣中亦鲜有及此者。获上收众，道俱不出此。及苏建亡军归，或言当斩，或言当赦，青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专。处分折衷，出诸将士之上，称大将军，不虚耳。处盛满之术固应如是。

而是岁霍去病适以材见幸，日进用，为骠骑将军，大将军渐退。使青不早为自处之地，后将何以收局乎？青于盛衰消息之际，似有所见者，亦知几人也。

江充

汉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钩其阴，故重告变之法，贲赫辈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种阴贼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终以规利。用之赵太子而效，用之贵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谓“取必于万乘，以报私怨，后虽烹醢，计犹不悔”，是此辈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气盛计酬，志高机熟，骑虎难下，操刀必割。无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无以自固于上。用之皇太子，充尽头一著已托出无馀，充虽强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犹曰：“人臣当如是矣。”充何惮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语哉？兽穷鸟困，不得不出于巫蛊一事，以为侥幸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亲，供其用而不之悔。“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谓也。

然充以其术乱赵，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弃市者，赵也。又以其术乱汉，后充死而夷三族者，汉也。虽不足尽其辜，天处贼奴亦快哉！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为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则兴尽而意改，故其道难于持久。今式输家之半助边，不愿官职，不愿报冤，奇矣！数岁不报而田牧如故也，持钱二千万给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尽复予县官如故也，为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己若无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钱买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难于奇，难于其奇而能持久。

公孙弘，铁人也，驳之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强忍，出弘上远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论驳盐铁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交狙，以持正终，何其工也！观其操放进退，盖得老氏之术而用之者也。

平准

平准之法，是武帝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所以代一切兴利之事，而救告缗之祸。所谓穷而变、变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

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为虚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盐铁，而盐铁不效也；铸钱制皮币，而钱币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风示百姓分财助县官，而分财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曰“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曰“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用”；曰“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祼财役贫”；曰“公卿大夫谄谀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则形已见而势已穷矣。至于告缗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盗与兵，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

桑弘羊晚出，乃始为平准之法，笼天下财物归于县官而相灌输，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虽所谓“不加赋而天下用饶”，是利臣笼络人主之语，而赏赐帛百馀万匹、金钱巨万计，皆取足大农，不复告缗。不复告缗，此即平准之效也。

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于负贩矣。以天子而同于负贩，不犹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盗与兵乎？且告缗之祸可以亡，平准，非救穷，以救亡也。故曰：平准者，所以代一切兴利之事，而救告缗之祸，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

其道不得不出于此，然则史遂无说乎？曰恶得无讥？汉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为武帝之天下也？睹时观变，史盖有深悲焉。非悲平准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于平准之故也。

货殖

货殖之说，昉于子贡，其来历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读其文，而天时地理人事之变如指诸掌。其本末经权，盖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黄、老之学者也。

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曰：“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又曰：“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又曰：“此皆诚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领！首引范蠡修备知物之说，以为“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欲用之家”，此《货殖传》大意也。而其通篇归重处，又借白圭一段议论作用发之。

白圭之言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读此便知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请略道当世贤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诸人实之，皆一时奇士，体用足以经国，不试于时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写其胸中实用，又以补《平准书》之所未备耳。其意若谓《平准书》中一切言利之人、兴利之事，究竟于国计无裨，皆所谓“最下者与之争”，而足国生财自有利道、教诲、整齐之理，俱可于《货殖传》悟而得之。

今观《平准》言利，渐向剥削；《货殖》言利，渐向条理。故曰：《货殖》者，所以补《平准》之所未备也。盖从学问世故中淹透出来，将治身治国与货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见得深者，看货殖亦深；见得浅者，看治身治国亦浅。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马迁遭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发愤于此，何其以细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沈刻《隐秀轩集·文列集·论又二》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