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 中华文库

　　本讲演预备半年的时间，题目是《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全部分《总论》、《分论》二篇，《分论》是分别辩论古书的真伪和年代问题，一部书一部书挨次序讲下去。总论共有五章，第一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讲伪书的各类及作伪的来历，附带讲年代错乱的原因，第三章讲辨伪学的发达，第四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讲伪书的分别评价。现在就先讲总论。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功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功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约可分三方面观察：

甲　史迹方面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对象专在史迹方面。因为书籍参杂，遂令史迹发生下列四种不良现象，很难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头昏：

• 一、进化系统紊乱　我们打开马绣《绎史》一看，里面讲远古的事迹很多，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假使马绣所根据那些无穷材料全是真的，那么中国在盘古时代业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农、轩辕，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服器物，应有尽有，文化真是发达极了，许比别的古代文明还高得多。不说《绎史》，就打开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文明万年前是黄金，千年前是银，以后是铜，渐渐地变成了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的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绎史》所根据各书与《汉志》所载神农、黄帝著作，皆本无其书，由后人伪造假托。诸君在小学、中学所念中国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载神农、黄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许改变了〉），其时程度极高，世界所有文物大体俱已齐备，我们觉得真可以自豪了。不过古代那样发达，为什么老不长进？旁人天天进步，自己天天很退，我们又觉得非常惭愧。其实原本不是这回事，是书籍参杂，把进化系统紊乱了。姑且放下古籍不讲，稍近点的如《周礼》，向来的人都说是周公所作，不过其中有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礼》，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涨，起初是占据一小部分，后来扩充得很宽。造《周礼》的人看见当时文化如此，依榜现实的社会，构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把一千年后的战国或秦汉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时代弄成一样。如果《周礼》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谓毫无进步。自春秋经战国及秦到西汉，中间一千多年，一点亦没有进步，然事实不如此。因书籍年代不分明，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我们读史的人得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对于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 二、社会背景混淆　这一条与前一条所讲内容差不多，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读古书，不单年人看事，还要看时代背景。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书籍是假的，读书的人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即如《西京杂记》，分明是晋人葛洪所作，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葛洪同刘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讲东晋时事，刘讲西汉时事，若以《西京杂记》作为东晋时的资料，那就非常正确，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说西京即长安，那便大错特错了。又有一部小说，名为《杂事秘辛》，此书疑即晚明时杨慎用修所作。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据他说，由一处旧书摊中得来，内容讲东汉时梁冀家事。其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描写得异常优美，但是全非事实，系杨老先生自掩笔墨，假托为汉人作品。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学界价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说是汉人做的，后来的人不知底细，把他当作宝贝，以为研究汉代风俗、典礼、衣服、首饰的绝好资料，那就错了。我自己许多年前曾上这个当，把他当作汉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讲缠脚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检点所留下来的破绽。明时缠脚因而想到汉人缠脚，若相信这部书是汉人作品，因无断定缠脚起自汉朝，不起自五代，岂非笑话？
• 三、事实是非倒置　现存的有两部书，因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一部是《涑水纪闻》，一部是《幸存录》，都是野史。《涑水纪闻》向称宋时司马光作，原书虽是真的，许是未定稿，后代的人因为司马光大，易于欺世骇俗，于是抽些出来，加此进去，以为攻击造谣的工具。其中对王安石造谣特别多，攻击得特别利害。平常人骂王安石无足轻重，若是司马光骂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实则光书虽有，已非原物。光之孙司马伋曾上书奏称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见。现存的《涑水纪闻》攻击阴私之处颇多，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合，最少他的人格不会攻人阴私，这是我们可以当保的。后人利用他的声名，把攻人阴私的话硬派到他身上，这就是因为造假，使得是非错乱。《幸存录》一向都说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东林党人，人格极其高尚，我们看他不会作《幸存录》那种作品。书中一面骂魏忠贤，一面骂东林党，造伪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觉得公道。忠贤固非，东林亦未必是，还是自家人出来说公道话。黄宗羲曾讲过，《幸存录》真是“不幸存录”，并且说原著非夏允彝作，夏不会说那种话。虽然如此，《幸存录》至今尚在。我们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书作为参考，假使是栽赃，并不是夏作，亦许早佚，亦许无人过问。因为尊重这个人，遂保存了这部书，这是史迹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 四、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　有许多史迹本无其事，因为伪托的人物伟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譬如孔子诛少正卯，何尝有这回事？但是《孔子家语》言之綦详。《家语》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称孔子与少正卯同时招生讲学，二人相距不远，好像燕大和清华一样。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𨙷儿那去了，孔子异常生气，得政后三天，就把少正卯捉起来杀了。后来儒家矜矜乐道，以为孔子有手段，通权达变，还有许多人想去学他。我们看诛少正卯的罪名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润泽而非，记丑而博’四句话。这分明是出于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们想厉行专制政体，就替孔子捏造事实，以为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实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完全是贵族政治，杀一贵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杀大夫？最妙是那个时代前后三事，完全一样：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又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同一题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万无几百年间同样事实，前后三见，一点不改之理。这明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实。后代佩服孔子的人以为有手腕，攻击孔子的人以为太专制，其实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岂不误事？《家语》是伪书且不用说，《论语》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东壁的考证，真的占十之八九，最后几篇还是有假。阳货第十七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下面一段又说：‘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大夫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公山弗扰、佛肸两人先后造反，都请孔子去帮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门人之谏而止，恭维孔子的人以为通权达变，爱国忧民，骂孔子的人就说他官迷，出处不慎。其实公山弗扰乃季氏手下家臣，费又是季氏采邑，孔子当时作鲁司寇，公山弗扰好像北京的大兴县知事一样，孔子好比司法总长，岂有大兴县知事造反，司法总长跑去帮忙的道理？这个话无论如何说不通。关于公山弗扰以费畔的事迹，《左传》中言之极详，可以不辩。至于佛肸以中牟畔时，孔子已经死了十馀年，佛肸虽愚，万不会请死人帮忙，孔子纵想作官，亦不会从坟墓中跳起来，亲于其身为不善。这件事，《说苑》中考证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辩。上面两段话因为在《论语》中，大家不敢怀疑，一般腐儒，故意曲为辩护，尤为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乱了，使研究历史的人头痛眼花，无从索解，还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从而模仿他的行为，或作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　思想方面

书籍是古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造他以研究思想之发展与进步，如果有伪书参杂在里边，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

• 一、时代思想紊乱　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评兼爱、非攻、息兵的话，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才会成为问题。若认《管子》是管仲作的，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又如《老子》，大家以为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辈，其思想学说应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评仁同仁义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号，仁义并讲是孟子的口号，以前还无人道及。老子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说：‘大道废，有仁义。’这全是为孔孟而发。从思想系统看来，应当在孔孟之后。黑格尔Hagel论哲学的发达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后进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张，如墨子的非攻、兼爱；一人作反面的攻击，如管子对于非攻兼爱批评的很厉害；一人提出几个问题，如儒家的仁和仁义；一人根本不赞成仁和仁义的价值，然后后代的人又从而折冲调和之，学术自然一天天的发达了。没有墨家的主张，管子的意见无所附丽；没有儒家的见解，老子的批评也就无的放矢。如果说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进步的常轨。
• 二、学术源流混淆　 前面讲管子老子，虽非全伪，但是时代不同，稍为颠倒便可以发生毛病。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当然不会错了。按理，列御寇是庄周的前辈，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讲两晋间之佛教思想，并杂以许多佛家神话，显系后人伪托无疑。可是后人不知底细，以为佛家思想何足为奇，中国两千多年早有人说过了。夸大狂是人类共同的弱点，我们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乐得瞎吹一顿。张湛生当两晋，遍读佛教经典，所以能融化佛教思想，连神话一并用上。若不知其然，误以为真属列御寇所作，而且根据它来讲庄列异同，说列子比庄子更精深，这个笑话可就大了。列子尚有可说，时代较早，文章亦很优美，比旁的伪书都强。还有《关尹子》，时代更近，中间所讲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词亦全取自佛经。如受想行识、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话，文章则四字一句同《楞严经》一样。《史记》称关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后辈。老子出关，他请老子作书，《庄子•天下篇》亦把老聃、关尹并列，说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这样看来，关尹这个人生得很早，但是《关尹子》这部书则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纯似唐人翻译佛经的笔墨，至少当在唐代之后。这类的书，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后，道教与佛教争风，故意造出许多假书，以为自己装门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为教主，尊称之曰“太上老君”，又说老聃除作《老子》之外，还作了许多书，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经》尤为荒诞，现尚存道藏中。因为《史记》有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话，后人附会起来，说他到印度传教去了，教出来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教之所以发生，还很沾中国人的光呢。老子与释迦，本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样辗转的附会，岂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 三、个人主张矛盾　单就一个学者讲，因为有伪书的关系，可以使思想前后错乱矛盾，譬如《易经•系辞》究系何人所著，我们不敢确说，前人称为孔子所作，我始终不敢相信，因为里边有许多与《论语》冲突的话，孰为真孔，颇不易知。依《论语》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带宗教色彩，依《系辞》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孔子又是一个宗教家。到底哪句才真是孔子说的，这就成问题了。如果两书皆真，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系辞》又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话从哲学的意义看来，虽然很好，可是确因受道家的影响以后才发生的，《论语》中就没有这类话。若两书全信，则是自矛盾，如单信一种，又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依我看来，《论语》言辞简朴，来历分明，当然最为可靠；《系辞》言辞玄妙，来历较晦，最多祇能认为儒家后学，或进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说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认为全属孔作则不可。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辞义闪烁可疑。墨子根本反对儒家，处处与儒家立于对抗的地位，然墨经前七篇有许多儒家的话，当然不是墨家真相，许多人都怀疑它。《墨子闲诂》的作者孙仲容以为是当时儒家势大，盖上许多稻草。同一用意，因为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个口吻，后来又换一种态度，错认墨子首鼠两端，反为失了他的真相。
• 四、学者枉费精神　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书叫《楞严经》，此书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在佛学中势力还是很大，其中论佛理精辟之处固不少，但是与佛理矛盾冲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力说，是道家的主张，佛教本主无神论，然《楞严经》中不少谈及神仙的话，遂令道佛界限弄得不清楚了。《楞严经》到现在还没有人根本否认它，说它是接班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伪考》，材料倒收集得不少了，可惜还没有作成。认真研究佛教，应当用辨伪书的方法，考求此书的真伪，如果属伪就可以把它烧了。全书文章极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浅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离的宋儒学说参杂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清楚，作为佛教宝典，仔细研究，或混合儒、释、道三种思想，冶为一炉，还说佛家真相如此，岂不枉费力气？

丙　文学方面

大凡读一种书籍，除研究义理外，还要诵读文章。至于文学的书，可以供我的欣赏更不用说，若对于书的真假，或相传的年代不弄清楚，亦有前面所述，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个人价值矛盾、学者枉费精神几种毛病。

• 一、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　现在所唱的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相传为帝尧或帝舜时所作，好歹是一个问题，但是唐虞时代，便有此种作品，而《诗经》三百篇应该是春秋时代的诗歌，亦不过尔尔，则夏商周三代的人皆应当打板子，为什么几百年乃至千年之间老不长进呢？所以按进化公例看来，《卿云歌》不会是唐虞时代所作。又如伪古文《尚书》有一篇《五子之歌》，说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灭，其五个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开首几句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下全篇文体大略都是如此。我们看这首歌，文从字顺，此刻虽令小孩子读之亦能读懂，可见当时文章明显极了。但是我们试读《周诰》、《殷盘》看，便觉得诘屈聱牙，异常难读。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后，反而难晓呢？不惟《周诰》、《殷盘》难懂，就是殷墟所发现的文字亦复难以索解。如《五子之歌》属真，则中国文学演进的步骤真是奇怪极了。《古诗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各万馀⾥，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经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忽复道，努力加餐饭。’（〈录一，馀从略。〉）我们看，何等风华典雅，真可以说一字千金。据《玉台新咏》所说，十九首中有八首为枚乘所作。枚乘是汉景帝、武帝间的人，已经作有如此好诗，他死后百馀年间何以无人能作？直到东汉时才有几篇五言诗，有一篇为大文学家班固所作，音韵即不调和，词旨亦很平淡，直到东汉末出了一个蔡文姬，三国时出了一个曹子健，他们的诗倒与《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真有些是枚乘所作，则西汉至三国中间毫无进步，实在无法解释。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学史无从作起。再如词人之祖相传为李太白，太白有两首词据说是后代词曲的起原，一首菩萨鬘‘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还有一首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两首词，神气高迈，大家以为非太白不能做此。但是太白词最初祇有两首，后来《樽前集》增至十馀首，旁的选本又多至几十首。唐时的词已经如此好了，为什么五代的《花间集》亦不过尔尔？再说《花间集》中，双调的词很少，纵有之，字句亦一样。但李白的词都是双调，而且字句一样，这亦可疑。盛唐有词，中唐百馀年间无人作词，直到晚唐才有一个温庭筠。按进化原理来看，不当如此。若太白之词为真，则文学史很难作，若由各方面考证其伪，则文学史的局面又当大大不同。
• 二、个人价值矛盾、学士枉费精神　再就个人而言，有名人的作品，赝品很多。名气愈大，假的愈厉害。即如《李太白集》，严格考起来，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题目叫《笑矣乎》，内容恶劣，文格亦卑下，显非太白所作。此外类此者尚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了。为什么假，盛名之下，最易盗窃。传抄的人，辗转加入，于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晚唐时有一个李赤，处处模仿李白，自称为李白之兄，并且说他的诗文比李白还做的好，《唐文粹》中还有他的传，天天吃酒赋诗，后来发疯，堕在茅厕里淹死了。一个“白化”，一个“赤化”，一个死在水中，一个死在茅坑里，无独有偶，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究竟真否虽不可知，但他想学李白而作了许多如《笑矣乎》一类的诗，许是有的。若没有考虑清楚，则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词作得那么好，诗作得那么丑，若拿《笑矣乎》来考试，简直是不及格，而且该打。《东坡集》，其中亦有假。据清代纪昀所考订，假的有好几十首。作假的原因与太白集中假诗正同，因为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诗，诬蔑作家，真是可恨！若从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渊，以李赤的诗断定太白人格，以后人假诗断定东坡人格，一则误事，而且白费功夫。再要举例，还有许多可讲，不过已经可以说明大意，用不着辞费了。总之，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有了标准，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为一门功课讲，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订出来了的已经很多，尚有徯径可寻，不大费事。诸君旁的功课忙，不能每一部书都作考证，但是研究学问又不能不把资料弄清楚，最好有这样一种演讲，把前人已经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来，随后研究本国书籍才不会走错，不会上当。

伪书的种类很多，各家的分类法亦不同。按照性质，用不十分科学的方法，大概讲起来，可以分为十种。现在依次讨论如下：

• 一、全部伪　此类书，子部很多。如《鬼谷子》《关尹子》之类皆是。经部书亦不少，如《尚书孔氏传》《子贡诗传》《孔子家语》皆是。
• 二、一部伪　这类书，古籍中多极了，几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庄子》之类，其中一部分为后人窜附，先辈多已经论及了。即极真之书，如《论语》如《左传》如《史记》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论？有的同在一书，若干篇真，若干篇伪；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参几句伪。
• 三、本无其书而伪　如《亢仓子》《子华子》之类。《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皆不着录，因《史记•庄周传》称其为书《畏屡虚》《元桑子》皆空言无事实，故后人据以作假。《子华子》，《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因《家语》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之事，《庄子》亦载子华子见昭僖侯，后人从此附会出来。
• 四、曾有其书，因佚而伪　如《列子》，昔称列御寇撰，刘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汉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为魏晋间张湛所伪托，全非刘向、班固之旧。如《竹书纪年》，晋时出河南汲冢，当系战国时人所撰，至唐中叶而没。今通行本为宋后人所假造，惟王国维所辑则真，可以证通行本之伪。
• 五、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为创作，今名《春秋左氏传》，与《公羊传》《穀梁传》相同，不过《春秋经》三注解之一而已。原书本真，经刘歆之改窜，大非本来面目，名字改，内容改，体例亦改。其中内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书名假，精神亦全变了。
• 六、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　《管子》及《商君书》皆先秦作品，非后人伪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战国时事的资料，惟两书皆非原名。《管子》为无名氏的丛抄，《商君书》亦战国时的法家杂着，其中讲管仲、商鞅死后之事甚多，当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 七、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　如《孙子》十三篇，为战国时书，非汉人撰。《史记》称孙武、孙膑皆作书，则此书也许为孙膑作，或另一个姓孙的人所作。今本称孙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杂记》分明为晋时葛洪所撰，述东晋时事甚详，然后人以为刘歆所作，则大谬。
• 八、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如郭象《庄子注》偷自向秀，王鸿绪《明史稿》偷自万斯同。此种偷书贼最可恶。《庄子注》十之八九为向秀作，十之一二为郭象作，然研究时颇难分别，虽知有伪而无可如何。《明史稿》为一代大事迹，万斯同为二千年大史家，内容极可富贵。王为《明史》馆总裁，盗窃万稿，大加改窜，题曰横云山人所著书，这无异杀人灭尸，令后人毫无根据，居心尤为险毒！
• 九、伪后出伪　如《今文尚书》本祇二十八篇属真，武帝时孔壁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后人已疑其伪，不久旋佚。东晋时，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书之旧，当然没有可信的价值。又如《孟子》，《汉志》有十一篇，七内篇，四外篇，武帝时赵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为伪，不久遂佚，本无可惜。明人姚士磷又假造《孟子外书》四篇，更非武帝时旧物，这真是画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汉志》有之，后佚，《百子全书》本乃宋以后人零凑而成，其中一部伪托，一部由古书中辑出。近《四部丛刊》有足本《慎子》，系缪荃荪家藏书，说是明人慎懋赏传下，显系慎懋赏伪造，为同姓人张目。缪氏是专门目录学者，居然相信这种伪书，我们看见之后，大大失望。
• 十、伪中益伪　此类书，谶纬最多。如《干凿度》本战国阴阳家及西汉方士的作，恐后人不置信，伪托为孔子于删定群经之后为之，当然全部皆假。今本《干凿度》又非汉时旧物，乃后人陆续增加补缀而成，这岂不是伪中益伪吗？如果研究此书，应以辨别《左传》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来，中国的伪书真是多极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伪书，其来历怎样，依我看来有下列四种：

• 一、好古　好古本为人类通性，中国人固为受儒家的影响，好古性质尤为发达。孔子尝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多闻阙疑……多闻阙殆……’孔子如此，其门下亦复如此，所以好古成为儒家的特别精神。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后来的人每见一部古书都是非常珍重，书愈古愈宝贵，若是后人所作反而没有价值。有许多书，年代不确，想抬高它的价值，祇得往上推。有许多书，分明是后人所作，又往往假托古人名字以自重。
• 二、含有秘密性　从前印刷术尚未发明，读书专靠抄写，抄写是极费事的。中国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难。又没有公共藏书机关，如今日之图书馆，可以公开阅览，因此每得一种佳本，不肯轻易示人，书籍变成为含有秘密性的东西了。要是印刷发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书籍人人能见，不易随便造假，即造假亦会让人发见的。凡事愈公开，愈是本来面目；愈秘密，愈有造假的馀地。书籍亦当然不能例外。
• 三、散乱及购求　中国内乱太多而藏书的人太少，所有书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书的收藏传播，靠皇帝之力为多。既然好书都在天府，每经一次内乱，焚毁散失，一扫而空，再要收集恢复，异常费事。隋牛弘请开献书表，称书有五厄‘……秦皇驭宇……始下焚书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起兵，宫室图书并从焚毁……二厄也。孝献移都，西京大乱，一时燔荡……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四厄也。萧绎据有江陵……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书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后，为厄更多。隋焬帝在江都，把内府藏书携去，焬帝死，书亦散失无遗，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乱，长安残破，唐代藏书焚毁一空，这可以算是一厄。及黄巢作乱，到处焚杀，所过之处几于寸草不留，天下文献，丧失大半，这亦算是一厄。以下历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内乱，而且每经一次内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费了许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扫荡得干干净净。 书籍散亡之后，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设法恢复补充，愿出高价，收买私家书籍，宝之天府，把历史打开，大致翻一翻，这类事情不少。如汉武帝广开献之路，置写书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写。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广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时，因宰相牛弘的条陈，分头使人访求异本，每书一卷，赏縜一匹。唐贞观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请购募亡逸书籍，酬报从厚。肃宗、代宗当安史之乱后，皆相继购求典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乱之后，书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于补充，因之不能严格。从重赏赐，从宽取录，以广招徕，遂与人以作伪的机会。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割裂杂凑，有的伪造重抄，许多人出来作这种投机事业，以图弋取厚利，伪书所以重见叠出以此。一方面因为散亡太多，真本失传；一方面因为购求太急，赝品充斥。四个原因中，要算这个最重。
• 四、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　古代书籍中经散佚，时常有偶然的意外发现，如晋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许多竹简。经后人的考证，知道古冢是魏襄王（〈从前人以为是安釐王〉）的葬地，竹简是战国时的东西。襄王死时，以书殉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皆从其中得来。古冢中发现书籍本来是可能的，因此后代有许多人造假附会，所以历史上纪载某处老房子、某处古冢发现古书的事情很多。或者发现是真的，书却是假的；或者发现是假的，书亦是假的。于是伪书流传，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绪末年，在河南殷墟发现许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东西，孔子所不曾见过的。本来极可宝贵，不过发现以后二十年来至于今，琉璃厂的假甲骨就很多，因为从前不贵，现在很贵，小者数元，大者数十元，自然有人伪造牟利了。书契典籍亡佚，后有再出的可能，开后人作伪之路。伪书之多，这亦是一个原因，不过没有第三个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讲伪书的种类，以书的性质分，大概有十种；若以作伪的动机分，又可另外别为二类，这种分类法比头一种分类法还重要些。

甲　有意作伪的

有意作伪，其动机可归纳为六项：

• 一、托古　这项动机比较上最纯洁，我们还可以相当的原谅。为什么要托古？因为中国人喜欢古董，以古为贵，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有很好的见解，但恐旁人不信他，祇得引古人以为重。要说古人如此主张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拥护自己的见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虽然不对，动机尚为清白。这种现象，春秋战国时最多，如《史记•五帝本纪》赞称‘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驯。’可见春秋战国时人皆笃信文化甚古说，以为皇帝时代，各学术思想已经很发达了。《孟子•滕文公》上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是无政府党，与马克斯派的唯物主义气味有点相近，他因为理想特别，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为神农以自重。神农去得很远，其时社会如何不得而知，亦许许行理想中的神农时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不特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复托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厉害，《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贤》中说‘尧舜禹汤文武之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槖耜……禹，大圣也，而形式天下如此。’大凡春秋战国的开宗大师，莫不挟古人以为重，《韩非子•显学篇》批评他们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始定儒墨之诚乎？’这真痛快极了！尧舜死了，没有生口对证，谁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有可以说“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儒家可以说“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说“有为黄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学说，动机不甚坏，不过先生一种主张，学生变本加厉的鼓吹之，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则流弊就不堪设想了。即如许行并耕之说，本来是他自创的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偏要说神农时代如此，后来愈说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十二篇、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会的。最著名的《神农本草》一书，相传为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苦辛，然后编著成书。其实此书与神农丝毫无关，乃汉末以后渐渐凑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写定。又如庄子著书，明白声明寓言十九，因为要发表自己主张，最好用小说体裁，容易畅达。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本是庄子的理想，借名字以点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红楼梦》，借宝玉、黛玉的口吻，以发舒他的牢骚一样，后人却因为庄周说黄帝，平空附会许多关于黄帝的事实及黄帝所著的书籍。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那许多伪书，大半由于引古人以自重的动机而出，书之著成亦多半在战国时代，因为战国末年，社会变动很大，思想极其自由。有人借寓言发表，有借神话发表，开宗大师都引一个古人作护身符才足使人动听，他们的学生变本加厉，于是大造伪书，学术所以隆盛在此，伪书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书以前，春秋战国间的伪书大概都祇有这一个动机。
• 二、邀赏　方才讲每经丧乱以后，出重价求书，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汉武、唐太稽古右文，悬赏征集，当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专做投机事业，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伪书愈多一回。还有几次特别一点的，如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以亲王的力量亲贤下士，访求典籍，得书异常之多，他尤喜欢秦汉以前古文字，搜罗不遗馀力，所以古文各经俱从河间献王而出。汉朝经师有今文、古文的争辩，其来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遗书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颇不少，因为造一部伪书既可卖钱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伪书就层出不穷了。汉代除伪古文的经书以外，还有所谓纬书，前回所说的《干凿度》就是纬书之一种。纬书，古代有无，殊不可知，战国末年，阴阳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说，这可以说是纬书一大根源。至西汉中叶以后，作品极多，流传亦盛，尤以宣帝一朝为数特伙。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戾太子被谗而死，宣帝自狱中辗转流落民间。当他年轻的时候，常听见《烧饼歌》一类的寓言，偶有几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后来他作皇帝，极力推崇奖励，当然以皇帝的威权临之，不愁全国人不从风而靡。其时“《烧饼歌》式”的著作——即纤纬——极为流行，西汉东汉这类东西都是十分的发达。汉成帝时有一宗特别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别喜欢《尚书》，可是《尚书》百篇，自经秦火后，十丧其七，祇馀二十八篇。成帝因为酷好这部书，打尽了主意，以求得足本为快。于是张霸出来，作投机的事业，造出了一部百两尚书，比足本还多两篇，称为春秋以前旧物。书上，成帝大喜，立刻赐他一个博士的官职，等于现今的国立大学教授。后来仔细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尽都是假的。有人主张杀他，成帝深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仅革博士职，饶他一命。到了东汉时代，不特伪书充斥，《烧饼歌》亦很流行。汉光武一代中兴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国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刘秀，王莽时，民间有“刘秀作天子”的谣言。时刘歆作国师，欲符合流传的歌谣，改称刘秀。光武正在南阳耕田，有人把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说‘国师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锄而起，答道‘安知非我。’后来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为皇帝。他觉得《烧饼歌》很灵验，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于是矫揉造作，故作隐语以欺世，虽然不是直接假造伪书，但于假造伪书有极大的影响。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别的事情。文帝酷爱古书，尤爱易经。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刘炫，声望学问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为北方大经师，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因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他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是周朝的易经。我们年轻时读三字经，中间有几句‘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就从这里生出来的。《连山》《归藏》，《周礼》中提到过，乃假造周礼的人随便乱说，本来没有这两部书，刘炫因《周易》而想及《连山》《归藏》。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后来知道是假的，以为大逆不道，就把刘炫杀了。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
• 三、争胜　中国人有好古的习气，愈古愈好，以为今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许多学术上的争辩引古人以自重，然绝不诬陷古人，亦未诋毁旁人。争胜是不好的，祇要可以达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杀，未免过于刻薄。为争胜而作假，自西汉武刘歆起。其时经学上有今文古文之争，歆父刘向为大经师，歆自己学问亦很渊博。《汉书•艺文志》即根据他的底稿。在学问上，我们应当敬礼，在人格上，我们就不敢赞同。他姓刘，但是为王莽作国师，又改名刘秀以应民谣，可谓不忠；他父亲是今文家，诗宗鲁诗，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诗宗毛诗，春秋宗左氏，可谓不孝。从前只有《左氏春秋》，后有《春秋左氏传》，刘歆引传改经，又添上许多话才有《左传》出现，他说《公羊》、《穀梁》皆晚出，得出传说，伪漏百出，惟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论语》曾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当然最为可靠。他专门与今文家作对，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诗经用《毛诗》以打倒齐、鲁、韩三家，礼则用《周礼》以打倒《仪礼》，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争胜，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窜古书，如《周礼》，全部由刘歆假造的。《左传》一部是刘歆编定的，其馀各经，涂改亦多。汉以后至魏晋间，有王肃出师刘歆的故智，以为要打倒当时大经师郑康成，非假造伪书不可，所以有许多伪书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据说是他改窜的。主名虽未完全确定，十成之中总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语》《孔丛子》几乎可以说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简直没有什么问题。此外历代假造古书以求打倒对手方的人还很多，这里祇举刘歆、王肃二人作为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与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种哲学思想，如老聃、庄周一派，道教是无聊的宗教，最初由黄巾贼张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后来愈演愈厉，成为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派。道教自东汉末起，二千年来，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势力。直至去年，党军入江西，才把张天师赶走。道教初起的时候，符咒骗人，其中无甚奥义，其后愚民信之者众，这才野心勃发，想树立一大宗派。会佛教自印度输入，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各亦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年代愈久，书目愈增，到现代不可胜数了。佛教本身伪书亦复不少。佛经从域外输入，辞义艰深晦涩，不易理会，释书比自己作书都难，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六朝隋唐之间，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确翻译通来，一般人看不懂，于是投机的人东拼西凑，用佛家的话杂以周秦诸子的话，看时易解，人人都喜欢诵，但不是佛经原样了。佛徒为增进自己的势力起见，为同大师争名起见，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伪书的往往有之，如《楞严经》，直到现代，大家还以为佛教入门宝籍，就是因为其中思想与我国思想接近。然而《楞严经》便不可靠，其他无聊作品不如《楞严经》的还多得很哪。
• 四、炫名　这种动机比邀赏好一点，不过还是卑劣，祇是为外来的虚荣，不是为自己的主张。假造《列子》的张湛学得当时学者对于老庄的注解甚多，若不别开生面，不能不出风头，而列御寇这个人，《庄子》中说及过，《汉书•艺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于是搜集前说，附以己见，作为《列子》一书，自编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风头。在未曾认为假书之前，他的声名，与王弼、向秀、何晏并称。这算是走偏锋以炫名，竟能如愿以偿。⼜如杨慎生平喜欢吹渊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书。本来一个人讲学，祇问见地有无，不问学识之博否，但杨老先生则不然，专以博学为贵。《太平御览》是中国很大的一部类书，根据《修文御览》而出。《修文御览》早佚，杨老先生偏他曾经看见过，后来的人因为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所以对于他所说所写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则以他的话作根据，一口说《修文御览》明时尚有此书，岂非受愚？再如丰坊，为明代一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所藏之书多半从丰氏得来。丰氏累代藏书，购置极富，第三代坊好书尤酷。他家里所藏抄本诚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犹以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真是可笑。丰坊又好书，又好名，他的喜欢造假书，许有点神经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满他的欲望，似乎又赶造不及，结果竟得神经病而死。
• 五、诬善　造作伪书、诬毁旁人。譬如前回所讲《涑水纪闻》是后人假司马光之名痛诋王安石，《幸存录》是后人假夏允彝之名毁谤东林党。其实皆本无此书，或有些书而无毁人的话，系后人假造或参杂进去的。还有想害某人，故意堪栽脏，如宋魏泰欲害梅圣俞，故作《碧云騢》一书，托名为梅圣俞撰。碧云騢者，谓马有旋毛，品格虽贵，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书一卷，所载皆历诋当时朝士的话，欲借此引起公愤，不幸后来让人发觉了。有一种人，费了许多心血，作成一部书，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觉得不方便，想抛弃了似乎又舍不得，于是造一个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奁集》本为和凝所作，在文学界价值很高，惟其中讲恋的话太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称，乃嫁名韩偓所作。其实和凝在当时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说《香奁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体诗亦无不可，偏要故意规避，其动机虽非纯粹出于诬善，然有点相近，终究是不正当。
• 六、掠美　这类人在学术界很多，如前回所说郭象的《庄子注》是盗窃向秀的，王鸿绪的《明史稿》是盗窃万斯同的。《庄子注》还好，没有什么大错，《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谓点金成铁，令我们读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编制排比，详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据邵念鲁《思复堂文集•移民传》称为山阴张岱所撰，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果尔，我们对于谷氏不能不说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乙　非有意作伪的

有许多书，作者不伪，后人胡猜瞎派，名称内容遂乱。既然要辨别古书，这种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论，以下分为子、丑两部说明之。

子　全书误题或妄题者

这类作品又可分为四类：

•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　如《素问》一书，最早是战国末年的作品，稍晚则在西汉末叶始出，为中国一部顶古的医书。其中虽然可议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宝贵。古代医学知识，可考见的，多赖此书。原书作者，姓名不传，今称黄帝素问，或称黄帝内经。还有一部《灵枢》，作者姓名亦不传，今称灵枢针经。作书的人本来不想作伪，然因为素问起首有‘黄帝问于歧伯曰……’的话，乃属作者假为黄帝、歧伯问答之词以发抒其医学上的见解。而后人不察，即以此误会为黄帝所作，是以今人称赞名医，说他“术精歧黄”以此。又如《周髀算经》一书，当属汉人作品，为中国一部最古的数学书，价值亦极宝贵。原书作者，姓名不传，后人因为起首有‘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遂误为周公所作。实则“周”是讲圆，“髀”是讲股，等于现在的几何三角。其称周公、商高，亦不过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发抒其数学上的见解。初非有意作伪，后人不察，硬派为周公所作，于是一圆一股的“周”“髀”便成为周公的一条腿了。许多古书，皆以有古人问答之词，因而得名。
• 二、因书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论而得名　这类书与前一类相近，亦以战国、西汉时代为最多。如《孝经》一书，不惟不是孔门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遗书，乃汉儒抄袭《左传》，益以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为里边讲曾子的话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为曾参所作，实大误。此书若认为汉儒作品，有相当的价值；若认为孔门作品，则抵牾挂漏之处特多。又如《管子》及《商君书》本为战国末年著作，其中不过多载管仲商鞅的话及其行事而已，关于管仲商鞅死后的事情，记载亦复不少。若认为战国末年法家作品，其价值极高，有许多很好的参考资料；若认为管商本人所作，则万万说不通。这种书，作者没有标出姓名，大致是一种类书，杂记各项言语行事，起初并不是诚心作伪，乃后人看见书中多述某人言行，从而附会之，因此得名
•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题　许多很有价值的书籍，因为寻不着主名，就编派到一个阔人身上。如《山海经》是一总古代神话集成，最古的部分许是春秋战国时人手笔，最晚的部分当出于西汉东汉之间。因为其中多荒诞之语，历代皆认为一部异书。《史记》虽引其名，但未言为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因为太史公都看见过，相信确有其书，列子又有这套话，遂编派为大禹伯益所作。实在书中多载春秋战国地名，至早以春秋为止，绝不会出在三代以前。又如《难经》，是中国医学界最有名的古书，内中载八十一个医学上的难题及其答案，当系东汉末、三国时时人所作，与《素问》、《灵枢》齐名。《素问》、《灵枢》要早点，就派给黄帝，《难经》稍晚点，就派给秦越人（〈扁鹊〉）是战国最有名的医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杰作。当初作《难经》的人何尝有意造假，都是后人摸不着主名，无端编派到扁鹊名下。古书如此，近代之书亦然，如坊间通行的《黄梨洲集》，中有《郑成功传》，作品虽然不坏，然绝非黄氏手笔。一则文笔不像，再则恭维满清，有“圣朝”“大兵”等语，与黄氏身份不称。黄为明室遗民，满洲入关，抵死不肯屈节，安有恭维满清之理？大抵当时有人作郑成功传，然因他种关系不敢自出主名，后人因为梨洲有《行朝录》，言鲁王、唐王之事甚详，郑成功为排满中坚分子，为之作传者必系梨洲无疑，遂把此传收入黄氏集中，铸此大错。诸如此类，作者无心造假，后人瞎乱胡猜，遂致张冠李戴。古书如此，字画诗词亦然，所以无名汉碑往往误认为蔡邕所书，无名唐画往往误认为吴道子所作，《古诗十九首》后人多谓出自枚乘，《菩萨蛮》《忆秦娥》两阙，后人多谓出自李白。事情虽不一样，道理完全相同。我们从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为虚名所误。
•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题　如《越绝书》记江浙间事甚详，为汉魏时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戏，不愿明标主名，故意在书后作了四句隐语：‘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们这四句话，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还有什么问题？后人不察，偏要编派一个名人身上，以为书中多记吴越之事，细考孔门弟子中，惟子贡曾到越国，遂指为子贡所作，今《四库全书》仍题为子贡撰，这是多么可笑一件事情。佛经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论》，系中国最先批评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极有价值，自序云：‘灵帝时，遭世乱离，避地交州，著书不仕。’把时代、经历、地方都说得很明白。《隋书•经籍志》因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题为牟融作，已大错特错了，《唐书•艺文志》更糊涂，又考出牟融官职，给他加上官衔，题汉太尉牟融作。本来是隐士，忽然变作达官；本来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当桓灵时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后相差两百年。书错还是小事，后人根据作者姓名，用以推断佛教，说佛教之输入确在光武之前，牟融时已经很发达了，这样一来，那真是受害不浅。

丑　部分误编或附入

这类作品又可分为五类：

• 一、类书误作专书　如《管子》全书，非一人一时所作，乃杂志体，聚焦若干篇法家言，并未标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职》、《内业》等篇，与全书体例不符，范围、文体皆有出入，可见显系杂抄之书无疑。若认为一部类书到还可以，若认为一种专书那就错了。因为其中讲管子的话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实非管仲所作。
• 二、注解与正文同列，混入正⽂　《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乃后人注解庄周之书。抄书的人抄了内篇，又把注解一并抄下，统名之为庄子，但是内篇外篇内容文体俱不相同，一见可以了然，绝不能认为出自一人之手。如认内篇为正⽂，则外篇杂篇必为注解；如认外篇杂篇非注解，则外篇杂篇必为后人所伪托，总之不是庄周所作的东西。一部之中，有注解附入正文处；一篇之中，亦有注解附入正文处。因为古代用竹简，正文是刀刻或者漆书，注解亦是刀刻或者漆书，没有法子区别。如《礼记•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这两段皆与本文无关，当系注解。或者后人读《周礼》读到此处，作了一点考证的功夫，因而随笔记下，所以与正文连接不起来。有时读者在书的空白处记下几行旁的事情，本来毫无关系，后人看见，误认成为足本。如《论语•季氏》章最末一段：‘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这几句话，毫无意义，孔子不会这样讲。《微子》章末一段：‘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䯄’这几句话亦复毫无意义，不像孔子口吻。《论语》前几篇不相干的话还少，后几篇不相干的话很多，前人以为奇文奥义，其实不过后人信笔写上备忘录而已。
• 三、献书时求增篇幅　前面讲历代帝王广开献书之路，有许多人立心不良，造假书以邀赏。又因为赏之重轻以卷数之多寡为准，所以有人割裂他书篇幅充数，以求赏赐增加。周秦诸子，同一篇文章，往往彼此互见。如《韩非子》头一篇就与《战国策》内一篇相同，不是献《韩非子》的人盗窃《战国策》就是献《战国策》的人盗窃《韩非子》。此类作品，秦汉之间甚多，所以《管子》 中的《弟子职》、《内业》两篇与全书体例不同，大致是献书的人牟利邀赏，随意窜入的。
• 四、后人续作　后人续作前人之书，本来无心造假，然而原作与续作相混，于是生出许多破绽。最明显的例子是《史记》。司马迁作《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现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记载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致一百年的事情甚多，但这不是续作的人有心造假，实因感觉着有续作的必要。《史通•正史篇》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而褚少孙、班彪、班固尚不在内。由此看来，汉代续《史记》的人有十八人之多，无怪《史记》一书破绽百出了。其中惟褚少孙所续标明‘褚先生曰……’数字尚可识别，其馀十七人的手笔大都无法辨认，所以有人说司马迁活到八十、九十乃至百二十岁，使得后人彷徨迷惑。
• 五、编辑的人无识贪多　这种情形，古代有之，而以近代为尤甚。如前回所讲《李太白集》、《苏东坡集》，本人皆未写定，死后由门生弟子陆续编成。编书的人，抱定以多为贵主义，好像买菜，苦口求添，而眼光不到，不足以识别真假，因此有许多他人作品得以乘机搁入。这不能怪编书的人有意造假，他的本心只觉得片纸只字皆可宝贵，殊不知已造成碔砆乱玉的恶果了。有意作假，动机很坏，非辨别不可；无意作假，虽无坏的动机，亦当加以考订，为求真正知识。为得彻底了解起见，对于古书，应当取此种态度，否则年代错乱，思潮混杂，是非颠倒，在学术界遣害甚大。而且研究的结论如果建筑在假的材料上，一定站不住，很容易为他人所驳倒。以上把伪书种类、作伪的来历、年代错乱的原因简单的说明如此。

既然有了许多伪书，伪书里又包含了许多伪事，当然免不了学者的怀疑，所以伪书发生于战国而战国时学者也跟着发生疑心了。孟子是战国初年的人，他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虽然他因抱着了仁者之师必不多有残杀的成见，所以疑《武成》说的‘血流漂杵’理由并不充足，但我们可从这上看出当时的人已不渐渐相信古书了。战国末，韩非子也曾怀疑诸子百家的伪造古事，他说：‘孔子 、墨子俱首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与定儒墨之诚乎？’虽不是说某部书是假的，却已明白说出诸子百家信口传说的不可信了。

但这不过是对于伪书伪说的一种怀疑而已，还没有做积极的辨伪工夫，更没有一定的辨伪方法和标准，所以先秦伪书伪说留传到汉朝的实在不少。司马迁当汉武帝的时候，眼看见异就纷纭，古事沦没，发愤著书，想‘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当那种真伪杂出的史料堆积在他面前，当然不能尽数收录，当然不能不用存真去伪的工夫，他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而以‘不离古文者近是。’因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而‘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因为‘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难以讲述，故‘考信于六艺’因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均之未睹厥容貌而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种先拿一种可信的书籍做标准而以其他百家言为伪的方法，虽然免不了危险，但先秦诸子的许多伪说伪书，给他这么一来，便不能延续生命了。我们可以说作史学的始祖是司马迁，辨伪学的始祖也是司马迁。从他以后，汉朝学者对于书的真伪已有很明暸的辨别眼光。如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当时成帝便拿出中秘的百篇《尚书》来比较，立刻便发觉是假的，这便是一个证据。

西汉末，学术界起了今古文之争。当时的学者显分二派，刘歆是古文家，替古文辩护，想建立《左氏春秋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等博士。汉成帝叫太常博士讨论这个问题，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相信今文，怀疑晚出的古文书是假造的。大家都不肯置对，刘歆写一封信给那些人，说明古文是孔子的遗经，责让他们不应该怀疑。太常博士都很怨恨，光禄大夫龚遂、大司空师丹、王莽的左将军公孙禄先后攻击刘歆，说他‘颠倒五经，令学士疑惑。’这个案子，一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究竟古文的书全是伪呢，还是一部分伪？历代学者说法不同，但我们可以说，在西汉末，那些今文家怀疑晚出的古文而极力想方法辨别古文的伪，这种群体的辨伪工作，总是可贵。

班固的《汉书》不惟儒林传已把造伪辨伪的事情告诉我们，艺文志更说得明白，如《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间，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誔！依托！’这类托古的伪书，经班固辨别的有四五十种。我们知道，班固的艺文志是根据刘歆的《七略》做的，《七略》又本于刘向的别录，可见辨伪学在西汉末已经很发达了，虽然刘歆竭力辨护剔出的古文。

今古文之争到了东汉便渐渐消沉了，但是当马融、郑玄正在融合今古文注解《三礼》《尚书》……的时候，郑玄的弟子临孝存却根本不相信《周礼》，说是“末世谲乱不经之书”专门做了十论七难来辨别《周礼》不是真的。这十论七难虽然不存，但总算是专书辨伪的最早一部书。另外何休也曾经说：“《周礼》是六国阴谋书。”王充的《论衡》尤其表现怀疑的精神，攻击无稽的古史。赵歧注《孟子》，以外篇‘其文不能闳深’删去不注，可见东汉学者也很注意辨伪。

自三国到隋，一般学者都跑到清谈和辞章方面去了，对于考证的事业很不注意，尤其没有怀疑的精神。我们若想在儒家方面找辨伪的遗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中间只有郭象对于《庄子》外篇、杂篇怀疑）〉但若转移眼光到研究佛教的人身上去，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佛经的伪书是非常的在意。东晋的道安编佛经目录，把可疑的佛经另外编入一门，叫作《疑经录》。因为他这样，所以后来编佛经的都很注意伪书了。

隋众经目录乃合沙门及学士等撰，分别五例，第四例是疑伪，专收可疑或确伪的佛经，也是依道安的成例。又有一部别本众经目录是沙门法经做的，把三藏分作六部，每部又分六节，第四五节叫做疑惑伪妄，把疑惑的佛经从伪妄的佛经分出，比较佛经目录隋众经目录更加精细，更加慎重了。从这点看，隋唐间的佛经目录学发达到最高度，只要佛经稍有可疑，决不容他和真经混淆。却不幸中唐编《开元释教录》，只知贪多，不知辨伪，把法经已认为伪的的书也编入真书里，毫无分别，从此佛经辨伪学便渐渐衰微了。

李唐一代，经学家笃守师法，不能自出别裁。文学家专喜创造，不肯留心往迹，我们若想从中唐以前找一个切实的用科学精神来研究古书的人是不可能的，辨伪的学者更不必说了。中唐以后，风气转变，大家已感觉注疏家的琐碎掬牵。赵匤、啖助对于春秋的研究便已不是墨守师法，已别开生面了。大家苦于注疏的呆板，不能不在经书以外另找别的古书——子书——来满足自己的学问欲。既须找了，便不能不对于古书加以辨别或批评，这种趋势可举柳宗元做一个代表。柳宗元虽是一个文学家，虽和韩愈齐名，但他对于社会政治都有特别见解，比韩愈来得强，而且喜欢研究古书、怀疑古书。他断定《鹖冠子》、《亢仓子》、《鬼谷子》、《文子》、《列子》是伪书，他断定《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做的，都很的确。然柳宗元虽能辨子书之伪，却不能大胆的怀疑经书，比他更早而能疑古惑经的，武则天的时代已出了一位史学家刘知几。刘知几罗列许多证据，指出《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对于古史的妄测虚增或矛盾错谬，直接的、笼统的攻击五经或上古之书真伪不分，贻惑后世。在那种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首先引导学者做自由的研究，开后来的风气的，刘知几总是头一个，不能不令我们佩服。

到了宋朝，辨伪学便很发达了。宋人为学的方法根本和汉人不同，他们能够自出心裁去看古书，不肯墨守训诂，不肯以附会一先生之言的态度。他们的胆子很大，汉唐人所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前人已经论定的名言，他们必求一个可信不可信。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不少的新见解，实在是宋人的特别处。我们考究他的渊源，却不能不认他们受了啖助、赵匤柳宗元的影响。

宋人最先怀疑古书的是欧阳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问》，《易经》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向来认为孔子做的，价值在《论语》之上，他却根本不相信这说而推翻之。此外对于《左传》《周礼》都有怀疑的批评，他总不愧为北宋辨伪学者的第一个。此外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都能表示这种解放的、自由研究的精神，都有疑古辨伪的成绩，我们也不必详讲了。——如王安石疑春秋，司马光疑孟子之类。

南宋朱熹，一方面是两宋道学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是注解古书用功最多的人。他不但不给古来的注疏掬牵，而且很大胆的表彰吴棫怀疑古文《尚书》不是真书的论调。自从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到了清初阎若璩才完全证实了。阎若璩的成功，不能不赖吴棫、朱熹的发问，这可见朱熹在辨伪学的价值了。此外他对于《周礼》和先秦诸子也提出了很多疑问，虽然他所注的书也不免有假的，但他开后来怀疑辨伪的路，在南宋总是第一人。

和朱熹同时的有叶适，他著的《习学记言》序目对于经部许多书都很怀疑，也不相信《易经》的十翼是孔子做的。对于诸子，如《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都有所论辨，而且很有价值，观察的方法也很对。

朱、叶以后，陈振孙著《直斋书录题解》，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王应麟著《汉书艺文志考证》虽然是一种书目，同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一样，却都能够对于伪书提出许多怀疑的论调和问题，供后人的探讨。固然他们所说的多半引用前人之说，但他们自己所发明的也已不少。这三部书至今尚存，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此外，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著了一部《黄氏日抄》，里头很有几条是辨伪古文《尚书》的，有几条是辨伪诸子的。

另外还有一位赵汝梅著了一部《周易辑闻》，专辨十翼不是孔子做的，比欧阳修还更彻底。这些都是南宋的人，可见南宋的辨伪学很发达。

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闰位，比较的任何学术都很少贡献，在辨伪方面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不讲。

明初宋濂著《诸子辨》一卷，辨别四十部子书真伪。从前的人往往在笔记、文集或书目带说几句辨伪的话，没有专著一卷书来辨诸多书的伪的。宋濂却和前人不同，我们可以说，专著一书以博辨群书的，宋濂是第一个。

明朝中叶，梅𬸦著《尚书考异》，认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皇甫谧作的。自朱熹以后，数百年无人注意《尚书》的真伪，到到他才首先发难，渐渐的用科学方法来辨伪，开了后来辨伪的许多法门。虽然结论错了，而价值还是不小。此外，焦竑的《笔乘》、王世贞的《四部乙藁》也有些辨伪书的话。

晚明出了一位辨伪大师，叫做胡应麟，著了一部《四部正伪》。宋濂的《诸子辨》不过是文集里的长篇文章，仍旧放在杂着之部，而且没有博辨群书的真伪、发明通用的方法，还不算专书。专著一书去辨别一切伪书，有原理有方法的。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是第一次，他所辨的书固然不多，他所辨别的真伪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经史子集四部的书大都曾经过他的研究而可供后人的参考。他那部书的开首几段说明辨伪的需要、伪书的种类和来历，和我前次讲的略同，我也略采他的意见。那书的末尾几段讲辨伪的方法、应用的工具、经过的历程。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

清朝学术极发达，因为一般学士大都能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古书。这种科学精神的发动，很可以说是从辨伪引导出来的。其中辨伪最有名的是阎若璩、胡渭。阎若璩的最大功劳是著了一部《尚书古文疏证》，把伪《古文尚书》的案件，从朱熹、梅𬸦、胡应麟等所怀疑而未能决定的，用种种铁证证明了，正式宣告伪古文的死刑。同时惠栋也著了一部《古文尚书》的考，和阎若璩的结论一样，从此没有人相信伪《古文尚书》了。

胡渭著《易图明辨》，专辨宋朝所传的太极图、河图、洛书。用种种方法证明那是宋初时和尚道士东拉西扯、胡乱凑成的，和周公、孔子、汉人、唐人全无关系，把宋朝以后的所谓易学的乌烟瘴气都扫清了。这书和《尚书古文疏证》在现在看来虽是粗疏的地方很多，而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开后来一般学者用科学方法治学的先声，是不可磨灭的。但这种专攻一书的书和《四部正伪》的性质不同，前者利用已经成立的原则、已经发明的方法，去判决一部书的真伪问题，后者因辨别种种伪书，从而发明种种方法，成立种种原则，而皆是最有力的辨伪书。同时有二部和《四部证伪》性质相同的书：一部是万斯同的《群书疑辨》，一部是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万斯同是史学大家，他那书对于《周礼》《仪礼》《左传》《易传》等书都有怀疑的辩论，其他诸书经他判别的也很多，而他的兄长斯大专著一部《周官辨非》，辨《周礼》是伪书尤其彻底。姚际恒那部书的体例和《四部证伪》相差不远，所辨的伪书却较多，他究竟曾见《四部证伪》与否还未能决定，但他的胆子比胡应麟大得多。胡应麟辨经解子史诸集的伪，却不敢疑经的本文，他可不客气的根本攻击《周礼》《毛诗》等书，直疑其伪。他又做了《九经通论》 ，很详细的辨别九经的真伪，可惜已残逸大半了。《古今伪书考》辨别九十二部书的真伪，虽然有些不很重要的书他经研究，而且没有发明多少原则，似乎比《四部证伪》的价值较低，但同是最重要的辨伪书，同是我们所不可不参考的，诸君可以拿来看看。好在那二书的篇幅很少，有二天的时间就可以看完。看了可以知道伪书的大概和辨别的方法。如欲训练自己的脑筋，利用原有的方法去辨别一书的真伪，那么《尚书古文疏证》和《易图明辨》都很可以帮助我们。

上面说的阎若璩、胡渭、万斯同、姚际恒、惠栋五人可以做清初辨伪学的代表，到了乾隆时代，这种辨伪风气仍旧很盛。其中孙志祖著了一部《家语疏证》，范家相著了一部《家语证伪》，把《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的公案宣布了。《家语疏证》的体例和《尚书古文疏证》一样，都是取《汉书•儒林传》‘疏通证明之’之意。这种工作，因辨《古文尚书》之伪而牵连到《尚书孔安国注》《论语孔安国注》《孝经郑玄注》，渐渐的都证明是假的了。

同时出了一位名声很小的辨伪大家，就是著《考信录》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后，诸子百家传说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审查，辨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真相不致给传说遮蔽。他虽然专辨伪事，却也不能不顺带辨伪书。他虽然迷信五经《论语》《孟子》，却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伪的方法除了‘考信于六艺’以外，还有许多高妙的法门，他解释作伪的原因能够求得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他那种处处怀疑，事事求真的精神，发人神智，实在不少。他的遗书，百年来看见的人很少，最近才有人表扬刊布，使唤史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

嘉庆以后，辨伪的方法稍稍变了，西汉今古文之争经过了西汉末诸儒的调和，已消沉了千馀年，到了此时忽然又翻案了，翻案最有力的人是刘逢禄、魏源。刘逢禄治公羊之学，认《春秋公羊传》是可靠，疑《左氏传》是伪书，著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证》，对于春秋古文家起了一种反动。魏源著了一部《诗古微》，不相信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了一部《书古微》，不特认伪古文《尚书》是假的，而且根本疑《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十六篇’全是假的。他们所发的问题都和清初不同，王肃造伪古文《尚书》清初已破案，王肃造的许多伪书也跟着辨清了。刘歆造伪颠倒五经的公案到了刘逢禄、魏源才发生问题，比清初更进一步了。

有清之末，吾师康南海先生专著一部《新学伪经考》，把西汉迄清今古文之争算一个总帐，认西汉新出的古文书全是假的。承刘、魏之后而集大成，使古书的大部分如《周礼》《左传》《毛诗》《毛诗传》和刘歆所改窜的书根本摇动，使当时的思想界也跟着发生激烈的动摇，所以当时的人没有不看他是怪物的。他提倡维新变法，固然振荡人心，他打倒历代相传神圣不可侵犯的古经，尤其使人心不能不激变，清末更无人可以和他比较了。

最近疑古最勇、辨伪最力的，可兴二人作为代表：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钱玄同。我们看辨伪学者的手段真是一步比一步厉害，康南海先生比较刘逢禄、魏源已更进步了，胡适比康先生又更进一步，到了钱玄同不但疑古而且以改姓疑古，比胡适又更彻底了。他们的成绩虽不多，但怀疑的精神已因他们的鼓吹而遍入学界。

至于我，虽然勇于疑古，比起他们，也已瞠乎其后。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尽管疑古，一面仍带保守性。当我少年帮助康先生做《新学伪经考》的时候，虽得他的启发思想的补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不免有些武断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最近对于胡适疑古、钱玄同等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提出无人怀疑的许多问题，虽然不能完全同情，最少认为有力的假定经过了长期的研究，许有一天可以证实的。但如钱玄同之以疑古为姓，有一点变为以疑古辨伪为职业的性质，不免有些辨的太过，疑的太过的地方。我们不必完全赞成他们辨伪的结论，但这种精神总是可贵的。他们辨伪的结论若有错了的，自然有人出来洗刷，不致使真事真书含冤。若不错，那么伪事伪书便无遁形了。所以我们如努力求真，这种辨学的发达是大有希望的。

《四部证伪》的最后，论辨伪之法有八：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集无隐情矣！’

这段话明发了辨伪的几个大原则，大概都很对。我现在讲的略用他的方法，而归纳为两个系统：甲、就传授统绪上的辨别；乙、就文义内容上的辨别。

一则注重书的来源，一则注重书的本身。前者和《四部证伪》的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个方法相近，后者和《四部证伪》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个方法相近，而详略重轻却各不同。

甲　从传授统绪上辨别

这有八种看法：

• 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最古的志、最古的书目是西汉末刘歆的《七略》和东汉初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志》是依傍《七略》做的，相距的时代很近，所以《七略》虽亡，《汉志》尽可代他的作用。我们想研究古书在秦始皇以前的情形和数目是没有法子考证的，因为古书的大半都给秦始皇、楚霸王烧掉了。西汉一代勤求古书，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刘歆编校中秘之书，著于《七略》，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着录的却没有。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外，则别无可信，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这个大原则的唯一例外便是晋朝在汲郡魏襄王冡所发现的书的确是刘歆等所未见、汉志所未着录的。我们除汲冡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譬如《子夏易传》，《汉志》没有，《隋书•经籍志》忽有，汉人看不见的书，如何六朝人能见之？又如《子贡诗传》，《汉志》、《隋志》、宋朝的《崇文总目》都没有，明末忽然出现，从前藏在何处？又如《连山》《归藏》，《汉志》都没有，《隋志》忽有《归藏》，《唐志》忽有连山，假使夏商果有此二书，为什么《汉志》不着录？又如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汉志》和《史记》《汉书》的列传都没有说，东汉末的马融、郑玄、晋初的杜预都没有见，假使孔安国果然著了此书，为什么从同时的人起一直到晋初的人止都不见，而东晋人反得见？又如《鬼谷子》《汉志》无，《隋志》有，《亢仓子》《汉志》《隋志》都无，《崇文总目》忽有，这都是最初不录，后来忽出，当然须怀疑而辨其伪。
• 二、从前志着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如《关尹子》，《汉志》着录，说有九篇，《隋志》没有，《汉志》虽然有之，真伪尚是问题。六朝亡了，所以《隋志》未录，而后来唐末宋初，忽然又有一部出现。如果原书未亡佚，那么隋朝牛弘能见万种书而不能见《关尹子》，唐朝数百年没有人见《关尹子》，到了宋初又才发现，谁能相信？这种当然是伪书。
• 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　这有二种：一是减少的，一是增多的。减少的如《汉志》有《家语》二十七卷，到了《唐志》却有王肃注的《家语》十卷，所以颜师古注《汉志》说：‘非今所有《家语》’可见王注绝非《汉志》原物。又如《汉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为后人假托，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说《公孙龙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篇。又说《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说有十卷。《崇文总目》说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这都是时代愈近，篇数愈少，这还可以说许是后来亡佚了。又有一种，时代愈后篇数愈多的，这可没有法子辨。说他不是伪书，如《鹖冠子》，《汉志》才一篇，唐朝韩愈看见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总目》着录的却有三十篇。其实《汉志》已明说《鹖冠子》是后人假托的书，韩愈读的又已非《汉志》录的，已是伪中伪。《崇文总目》着录的又非韩愈读的，更是伪中的伪又出伪了。又如《文子》，《汉志》说有九篇，马总《意林》却说有十三篇。这种或增或减，篇数已异，内容必变，可以决定是伪书，最少也要怀疑。再从别的方法定其真伪。
• 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是姓名是伪　如《文子》，《汉志》没有著者姓名，马总《意林》说是春秋末，范蠡的老师计然做的，而且说计然姓章。汉人所不知，唐人反能知之？其实《文子》本身已是伪书，窃取《淮南子》的唾馀而成，何况凭空又添上一个不相干的人名呢？
• 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如《汉志》已有很多注明依托。他所谓依托的，至少已辨别是假，那种书大半不存，存的必伪。又如颜师古注《汉志》《孔子家语》说：‘非今所有家语。’他们必有所见才说这个话，我们当然不能信他所疑的伪书。又如隋《众经目录》，编《大乘起信论》于疑惑类，说：‘遍查《真谛录》无此书。’法经著隋《众经目录》时，距真谛死不过三十年，最少可以证明这书不是真的。
• 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以断定那书是伪　如伪古文《尚书》十六篇，说是西汉武帝时发现的，孔安国曾经作传，东汉末马融、郑玄又曾经作注。其实我们年西汉人引《尚书》的话都不在伪古文十六篇之内，而马融《尚书注》虽然佚了，现在也还保留一点，并没有注那十六篇。他们常引佚书，在今本伪古文《尚书》十六篇之内，可见马、郑以前的人并没有看见今本伪古文《尚书》，一定是三国以后的人假造的。不但如此，杜预是晋初的人，他注《左传》也常引佚书而不言《尚书》，可见伪古文《尚书》还在他以后才出现。而造假的偏想骗人，说是西汉出现的真书，谁肯相信呢？
• 七、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　如张霸伪造的《百两尚书》，不久即知其伪。《尚书•泰誓》篇从河意女子得来，马融当时便已怀疑。这种书若还未佚，我们应当在意。
• 八、从书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　所谓来历暧昧不明可分二种：一是出现的，二是传授的。前者如古文《尚书》说是出于壁中，这个壁不知是谁的壁。有人说秦始皇焚书，伏生藏书壁中，到了汉朝除藏书之禁，打开壁，取出书来，却已少了许多了。有人说孔子自己先知将来有一个秦始皇会焚他的书，预藏壁中，到了汉鲁共王拆坏孔子的屋子，在壁间发现了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这二说都出于《汉书》，究竟哪说可信呢？像这类出现的，来历不明的很多，如《尚书•舜典》，说是从大航头找得，其实不过把《尚书•尧典》的下半篇分出来，加上二十八个字而另成一篇。又如张湛注《列子》，前面有一篇叙，说是当五胡乱华时，从他的外祖王家得来的孤本，后来南渡长江，失了五篇，后来又从一个姓王的得来三篇，后来又怎样得来二篇，真是像煞有介事。若真《列子》果是真书，怎么西晋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部书，像这种奇离的出现，我们不可不细细审查根究，而且还可以径从其奇离而断定为作伪之确证。至于传授的暧昧，这类也很多，如《毛诗》小序的传授便有种种的异说。有的说子夏五传至毛公，有的说子夏八传至毛公，有的说是由卫宏传出的。我们从这统续纷纭上可以看出里面必有毛病。这种传授时和出现的暧昧都可以给我们以读书得间的机会，由此追究，可以辨别书的真伪。

乙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

上面讲的注重书的来历，现在讲的注重书的本身。从书的本身上辨别，最须用很麻烦的科学方法。方法有五：

一、从字句𦉌漏处辨别

作伪的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漏出其伪迹于字句之间，我们从此等小处着眼，常有重大的发现。其年代错题者也可以从这些地方考出。这又可以分三种看法：

子　从人的称谓上辨别

这又可以分三种：

• 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若书是某人做的，必无‘某某曰’之词　例如《系辞文言》说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许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应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说，《系辞文言》便非孔子所能专有。又如《孝经》，有人说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为孔子做的，其实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讲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应称弟子为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应自称为子而呼师之字。我们更从别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经》乃是汉初的人所做，至少也是战国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么关系呢？
• 书中称谥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　人死始称谥，生人不能称谥，是周初以后的通例。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齐桓公的谥。但《管子》说是管仲做的，却称齐桓公，不称齐君、齐侯，谁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即逃亡被杀，自然无暇著书，若著书在孝公生时，便不知孝公的谥，但《商君书》说是商鞅做的，却大称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还是在孝公死后著的呢？
• 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　汉后的书对本朝皇帝必避讳，如《晋书》是唐人修的，所以避李渊、李虎的讳，改陶渊明为陶泉明，改石虎为石季龙。假使不是唐朝人的书，自然不必避唐帝的讳，《元经》却很奇怪，说是隋朝王通做的，却也称戴渊为戴若思，石虎为季龙，是什么道理？又如汉文帝名恒，所以汉人著书改恒山为常山，改陈恒为陈常，现在《庄子》里面却也有陈常之称。这个字若非汉人抄写时擅改，一定这一篇或这一段为汉人所窜补的了。

丑　用后代人名、地名、朝代名

这也可分三种：

• 用后代人名　例如《尔雅》，一部分是叔孙通做的，一部分是汉初诸儒做的，大部分到了西汉末才出现。而汉学家推尊为周公的书，那书里有‘张仲孝友’的话，张仲分明是周宣王时人，周公怎么能知道他呢？又如《管子》有西施的事，西施分明是吴王夫差时人，管仲怎么能知道他呢？又如《商君书》有魏襄王的事，魏襄王的即位在商鞅死后四十馀年，怎么能够让商鞅知道他的谥法呢？由这三条便可证明，《尔雅》非周公所作，《管子》非管仲所作，《商君书》非商鞅所作。
• 用后代地名　例如《山海经》说是大禹伯益做的，而其中有许多秦汉后的郡县名，如长沙、成都之类的，可见此书至少有一部分是汉人所做或添补的。我们又可从地名来间接观察《左传》讲的分野，那十二度分野的说法完全是战国时的思想。因其以国为界，把战国时大国如魏、赵、韩、燕、齐、秦、楚、越等分配给上天的星宿，说某宿属某国，可知是战国时的产品。当春秋时，赵、魏、韩还未成国，越、燕还很小，怎么可当星宿的分野呢？我们从《左传》讲分野这点可以说《左传》不是和孔子同时的左邱明做的，至少也可以说《左传》即使是左邱明做的，而讲分野这部分一定是后人添上去的。
• 用后代朝代名　我国以一姓兴亡为朝代，前代人必不能预知后代名，但是《尧典》却有‘蛮夷猾夏’的话。夏乃大禹有天下之号，固然秦以前的外民族号本民族为夏，汉以后的外族称本族为汉，唐以后的外族称本族为唐，我们现在还是自称汉人，华侨现在还是自称唐人，但都是后代人称前代名，没有前代人称后代名的。《尧典》却很可笑，却预知本族可称夏，这不是和宋版《康熙字典》同一样笑话吗？我们看那篇首不是分明说了‘曰若稽古帝尧’么？加以现在这层证据，可知一定是夏商以后、孔子以前的人追述的，而后人却说《尧典》等篇非尧舜的史官不能做到这样好，岂非笑话？

寅　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

这可分二种：

• 用后代的事实　这又可分为三种：
  • 事实显然在后的　如《商君书》有长平之战，乃商鞅死后七十八年之事，可知是书是长平之战以后的人做的。又如《庄子》说过：‘田成子杀其君，十二世而后有齐国’的话，自陈恒秦灭，齐恰是十二世，到庄周时代不过七八世，庄周怎么能知道陈氏会有齐十二世呢？这可知那一篇一定是秦汉间的人做的，否则不致那么巧。又可知《庄子》虽然是真的，外篇却很多假的，必须细细考证一番。
  • 豫言将来的事显露伪迹的　这类《左传》最多。《左传》好言卜卦，卜卦之辞没有不灵验的。如陈敬仲奔齐、懿仲欲妻以女，占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和后来的事实一一相符，即使有先见之明也断断不致如此灵验，这分明是陈恒八世孙以后的人从后附会的，哪里是事实？又如季札观乐上国，批评政治的好坏，断定人事的兴衰，没有一句不灵验的。当时晋六卿还是全盛，他却说三家将分晋，当时齐田氏有齐以后的人追记其事时，乐得说好些以显其离奇应验，我们正可以离奇应验的记载做标准而断定这些话之靠不住。
  • 伪造事实的　例如《文子》中说把隋唐阔人都拉在他王通门下，说仁寿二年曾见李德林，又曾遇关朗。其实李德林之死在仁寿二年之前九年，关朗乃早百二十馀年的人，何能看见王通？此外如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都说是王通的子弟，而他书一无可考。从各方面观察可知，《文中子中说》是伪书。若真是王通做的，题王通是一钱不值的人，若是别人为王通排场而做的，则技俩未免太拙了。以上三种是与事实不符、是假托预言、是纯造谣言，只要我们稍为留心便可识破伪迹。
• 用后代的法制　例如《亢仓子》说：‘衰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六朝以前所无，唐后始有。亢仓子是庄周的友，战国时人，怎么知有考八股的事呢？从此可知一定是唐以后的人做的。又如《六韬》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乃先秦以前所无，汉后始有。《六韬》说是周初的书，周朝哪有此种制度呢？从此可知是汉以后的人做的。凡是朝廷的制度法律、社会的风俗习惯，都可以此例做标准，去考书的真伪及年代。

二　从抄袭旧文处辨别

这可分三种：

子　古代书聚敛而成的

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不过贪图篇幅多些，或者本是类书，所以往往取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这可分二种：

• （A）全篇抄自他书的　例如《大戴礼记》有十篇说是曾子做的，而《曾子•立身篇》却完全从荀子的《修身大略》两篇凑成。我们已经知道荀子书是很少伪杂的，《修身大略》的见解尤其确乎是荀子的，那么，曾子立身篇一定是编《大载礼记》的人抄自荀子无疑。又如韩非子《初见秦》篇，完全和《战国策•秦策一》的第四段相同，只是这里说是韩非的话，那又说是张仪的话，有点差异。其实韩非是韩的诸公子，不致说《初见秦》篇那种昧心话，去和敌国设计灭祖国。我们看那篇后的《存韩篇》，极力想保存韩国，便知韩非决不致有这样矛盾的主张，那篇一定是书的人抄自他书的。但《战国策》本身和类书一样，他把那篇嫁往张仪身上，其实篇中已有张仪死后四十九年的事，张仪怎么能领受呢？大概《初见秦》篇本是单篇流行的无名氏游说辞，因为文章做的好，编《战国策》和《韩非子》的人便都把它收入去了。此外又如《鹖冠子》分明是伪书，据韩愈所分，前三卷、中三卷、后二卷，而前卷完全自墨子抄来，实在太不客气了。
• （B）一部分抄自他书的　此类极多，例如《商君书》的《弱民篇》：‘楚国之民齐集而均速’以下一段文字见于《荀子•议兵篇》，批评各国的国民性。但《荀子》是真书，而且《议兵篇》是荀子和赵临武君对谈的话，口气很顺。《商君书》本身已有些部分可疑，而《弱民篇》又不似著述的体裁，我们可从此断定是编《商君书》的人抄袭《荀子》的一段，此外也不多与例了。

丑　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

有意作伪的人想别人相信他，非多引古书来搀杂不可。例如伪《古文尚书》是东晋时人做的，因当时逸书很多，而造伪者只要有一点资料可采便不肯放过，采花酿蜜似的几无痕迹可见。清儒有追寻伪古文出处的，也几乎都能找到他的老祖宗。自宋儒程、朱以来，所认最可富贵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据他们说，真是五千年前惟一的文化渊源了。但我们若寻他的出处，便知是从《荀子•解蔽篇》《论语•尧曰篇》的几句话凑缀而成。《解蔽篇》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尧曰篇》述尧命舜之言曰：‘允执其中’伪造者便把二处的话联缀一处，把之字改为惟字，加上一句‘惟精惟一’便成了十六字传心秘诀，其实那里真有这回事呢？又如《列子》有十之三四和《庄子》相同，并且有全段无异的。列子虽似是庄子的先辈，但《庄子》叙述《列子》是否和叙述混沌倏忽一般的是寓言已是问题。假使真有列子其人，则庄子是盗窃先辈的书，而庄子决不致如此。庄子是创作家，文章、思想都很好，我们看《列子》《庄子》大同小异处，《列子》或改或添，总是不通。唐以后的古文家说列子的文章比庄子的还更离奇，其实所谓离奇处正是不通处，我们从这上便正可以证明是列子抄庄子而非庄子抄列子了。

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例，《文子》完全剽窃《淮南子》，差不多没有一篇一段不是《淮南子》的原文，只把篇目改头换面。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他却改为《道原》，真是无聊极了。像这类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可说，焚毁也不足惜。

寅　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

例如《焦氏易林》说焦延寿做的。焦延寿是汉昭帝、宣帝时人，那时《左传》未立学官，普通人都看不见，现在《易林》引了《左传》许多话。其实《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焦延寿怎么能看见《左传》呢？这分明是东汉以后的人见了那晚出的《左传》才假造的。又如《列子•周穆王篇》完全和《穆天子传》相同，前人疑《列子》是假书，《四库全书提要》因这层便说似是真书，其实我们却正可因这层说他必伪无疑，因为《穆天子传》至晋太康二年才出土，伪造《列子》的张湛刚好生在其后不久。张湛见了《穆天子传》才造《周穆王篇》 ，和东汉后人见了《左传》才造《易林》有什么不同呢。

三　从佚文辨别

有些书因年载久远而佚散了，后人假造一部来冒替，我们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书比较，看两者的有无异同，来断定书的真伪，现在分为二种讲：

子　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

例如伪《古文尚书》每篇都有许多话在马融、郑玄、杜预时已说佚文的。马、郑在东汉且不能见全书，怎么东晋梅颐反能看见呢？只此消极的理由，便可证明那书是西晋人假造的了。

丑　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

例如《竹书纪年》是晋太康三年在汲郡魏家冢发现的，《晋书•束晰传》记其书和旧说不同的有夏年多殷、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当时很有人疑《竹书》为伪，殊不知造伪者必不造违反旧思想之说，姑且勿论，今本却因其事违反旧说而完全删改，一点痕迹找不着了，可知《今本竹书纪年》必不是晋时所发现的。又如《孔子家语》从前已说过，颜师古注《汉书》已说：‘非今所有家语’古本真伪已不能确考，但《左传正义》引《观周篇》，说是沈文炳《严氏春秋》引的，杜佑《通典》亦引了崔凯所引的，那些话都是今本没有的，可知今本是假的。而造伪的王肃已不曾见到古本，像这类古本虽佚，尚存一二佚文于他书，我们便可引来和今本比较，便考定今本的真伪了。

四　从文章上辨别

这可分四项：

• （子）名词　从书名或书内的名词，可以知道书的真伪。例如《孝经》大家说是曾子作的，甚至说是孔子做好而传给曾子的。姚际恒辨之曰：‘诸经，古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曰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自名孝经，自可知其非古。若去经字，又非如易、诗、书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其大者言，故曰“孝经”。”此曲说也。岂有取“天之经”的经字配孝字以名书，而遣去天字？且遗去“地之义”诸句者乎？’我们单根据这条，便可知《孝经》决不和孔子、曾子有直接的关系了。还有个可笑的例，释迦牟尼讲佛法，都由他的十大弟子传出，所以佛经起首多引十大弟子的一人，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与大弟子某某俱……’。十大弟子有一个叫做优波离，和婆罗门教的哲学书优波尼沙只差一字。现在有一部《楞严经》起首就说‘如是我闻，优波尼沙说’竟把反对佛教的书名当作佛弟子的人名了。这种人名书名的分别，只要稍读佛经者便可知道，而伪造《楞严经》者竟混而为一，岂非笑话？
• （丑）文体　这是辨伪书最主要的标准。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即使甲时代的人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譬如碑帖，多见多临的人一看便知是某个时代的产物；譬如诗词，多读多做的人一看便知是某个时代的作品。造伪的人无论怎样模仿，都不能逃真知灼见者的眼睛。这种用文体辨真伪或年代的工作，在辨伪学中很发达。《汉书•艺文志》‘大禹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这类从文章辨说书的假冒，不止一条。后汉赵岐删削《孟子•外篇》四篇说：‘其文不能闳深，不与内篇相似。’晋郭象删除《庄子》许多篇，也从文体断定不是庄子做的。《伪古文尚书》最初何以有动疑，也因为大诰、洛诰、多士、多方太诘屈聱牙，而五子之歌、大禹谟却可歌可诵，二者太悬殊了。如果后者确是夏初的作品，这样文从字顺，而前者是商周的作品反为难读 ，未免太奇怪了。固然有些人喜用古字古句，如樊宗师章太炎的文章，虽是近代而也很难读，但我们最少可以看出是清朝人的文章。若指为汉文，则终不似。而除这些人外，大多数人的文章是时代越近越易懂，《伪古文尚书》便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几篇说是夏商的反较商周的为易懂，所以不能不令人怀疑而辨伪了。此外又如苏轼说马蹄篇和《庄子》他篇不似而以为伪，固未必是，但《庄子》内篇和外篇文体不同，可知必非一人所作。又如《孝经》《鬻子》《子华子》《亢仓子》一望而知为秦汉之文，非秦汉人不能做到那样流丽。《关尹子》更可笑，竟把六朝人翻译佛经的文体伪托先秦。所以我们从文体观察，可使伪书没有遁形，真妙得很。上面辨的是关于思想方面的书，若是从文体辨文学作品的真伪，则越加容易。例如《古诗十九首》前人说是西汉枚乘做的，若依我的观察，《十九首》的诗风完全和建安七子相同，和西汉可靠的《五言诗》绝异。西汉铙歌如《十八章音节腔调》绝对不似《十九首》，东汉前期的作品亦不相类。《十九首》中如古洛、东门、北邙等名词都是东汉以后才习用，也可作一证。即以文体而论，亦可知不特非西汉作品，且非东汉前期作品也。又如词的起源，中唐刘禹锡、白居易始渐渐增减诗句而为之，字语参差，只有单调，到了晚唐才有双调。李白生在中唐，却能做《菩萨蛮•忆秦娥》那样工整的双调词，岂不可怪？倘使李白的词是真的，怎么中唐至唐末百馀年间没有一人能做到他那样的词？一直到温庭筠才试做，还没有十分成熟呢。真的讲，像这种从文体辨伪书的方法，真妙的很，却难以言传，但这个原则是颠扑不破的。如看字、看画、看人的相貌，有天才或经验的人暗中自有个标准，用这标准来分别真伪年代或种类，这标准十分可靠，但亦不可言说，只有多经验，经验丰富时自然能用。我自己对于碑帖便有这种本领，无论那碑帖这样的毫无证据可供我们考其年代，我总可从字体断定是何时代的产品，是何代前期的或后期的的。无论造伪碑帖的人怎样假冒前代，和真的混杂一起，我总可以分别他孰真孰伪。辨古书的真伪和年代，我也惯用此法。
• （寅）文法　凡造伪的不能不抄袭旧文，我们观察他的文法，便知从何处抄来。例如《中庸》说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孟子的先生，《中庸》应在《孟子》前。但依崔述的考证，《中庸》却在《孟子》之后。证据很多，文法上的也有一个。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获乎上……’一章比较字句的异同，文法的好歹，说《孟子》‘措语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虚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适’可见‘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又如《庄子》和《列子》相同的，前人说是《庄子》抄《列子》，前文已讲过，庄子不是抄书的人，现在又可从文法再来证明。《庄子•应帝王篇》曾引壶子说：‘……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大约因衡气机很难形容，拿这三渊做象征。但有三渊便尽够了，伪造《列子》的因为《尔雅》有九渊之名，想表示他的博学，在《黄帝篇》便说：‘……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旋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氿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 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焉。’竟把引书的原意失掉了，真是弄巧反拙。谁能相信《列子》在《庄子》之前呢？又如贾谊《新书》早已亡佚了，今本十之七八是从《汉书•贾谊传》抄来的。《贾谊传》的事实言论，《新书》拿来分作十数篇，各有篇名，前人说是《汉书》采各篇成传，其实如《贾谊传》的治安疏全篇文章首尾相顾，自然是贾谊的作品，而《新书》分做几篇，章法凌乱，文气不接，割裂的痕迹显然。贾谊必不致害裂一疏以为多篇，亦不致凑合多篇以为一疏。若是真的《新书》还存在，一定有许多好文章，不致如今本的疏漏。今本是后人分析《贾谊传》而成，我们可无疑了。
• （卯）音韵　历代语言的变迁，从书本还可考见。先秦所用的韵和《广韵》有种种的不同，那不同的原则都已确定了。例如“为”“离”今在“支”韵，古在歌韵，《三百篇》《易•象》《易•辞》都不以“为”“离”叶“支”，“为”必读做“伪”，“离”必读做“罗”。以“为”“离”叶“支”韵的，战国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离”和“辞”“旗”“知”叶，《离骚•东君》以“蛇”和“雷”“怀”“归”叶，《韩非子•扬㩁篇》以“离”和“知”“为”叶，这些证据不能不令我们承认这个原则。我们翻回来看《老子》却觉得奇怪了，那第九章‘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竟把“知”字叶上文的“离”“儿”“疵”“为”“雌”。我素来不相信《老子》是孔子的作品，这个证据亦很重要，从此可断定《老子》必定是战国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确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做的，便不应如此叶韵。可惜我们对于古语的变迁不能够多知道，若多知道些，则辨伪的证据越加更多，现在单举一例，做个嚆矢罢了。

五　从思想上辨别

这法亦很主要，前人较少用，我们却看作很好的标准，可分作四层讲：

子　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

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相矛盾而断定其为伪。如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前面已讲过。孔子是现实主义者，绝无谈玄的气味，而系辞却有很深的玄学气味，和《论语》正相反。我们既然相信《论语》，最少也认系辞不是孔子自己做的，否则孔子是主张不一贯而自相矛盾的人，这又于思想系统上说不过去了。又如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最好的从思想上辨别例，虽不很精，但已定《晏子春秋》是齐人治墨学者的假托，因书有有许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的前辈，如何能闻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做的书。又如《老子》说就是老聃做的，到底是否孔子问礼的老聃，有没有老聃这个人且不问，假使我们相信有这个人，孔子果真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所记孔子老子的话也不能不认为真，若认为真，那么那些话根本和老子五千言不相容。《曾子问》的老聃是讲究礼仪小节的人，决不配做五千言的老子。做五千言的人方且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那有工夫和孔子言礼？老子五千言到底是谁做的，我们不能知道，但从此可知决非孔子问礼的老聃做的。又如《尹文子》思想很好而绝对不是尹文子做的。《庄子•天下篇》以尹文子和宋钘对举，说他‘……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可知他很有基督教的精神。标出一二语而推衍出去，不欲逐物苛察，决不似名家，但后人都认他为名家。今本《尹文子》亦是名家言，我们相《天下篇》的便不能相信今本《尹文子》是尹文子的作品，因为书上的思想显然和天下篇说的不同。以上是先秦各书的例，以下举两个佛经的例。前面已讲过《起信论》《楞严经》是假的，种种方面可证明，而最主要的还在思想上和佛经不相容。《起信论》讲“无明”的起源，说‘忽然念起，而有“无明”。’佛教教理便不容有此，因为佛教最主要的十二因缘，无论何派都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十二因缘互相对待，种种理解由此而起，没有无因无原忽然而起的事物。主观和客观对待，离而不存。一切法都由因缘而生，《起信论》‘忽然念起，而有“无明”’的思想根本和佛理违反，当然不是佛教的书。《楞严经》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满了“长生” “神仙”的荒诞话头，显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剽窃佛教的皮毛而成。因为十种仙人、长生不老都是道教的最高企冀，佛教却看轻神仙、灵魂、生命，二者是绝对不相容的。真正佛教并没有《楞严经》一类的话，可知《楞严经》是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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